鄧敏文：為了家鄉的侗族大歌

貴州日報天眼新聞記者 王遠柏

他是從黔東南州黎平縣大山深處走出來的學者，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致力於侗族大歌的保護、傳承和發展工作，被稱為“侗族大歌”守護者。他，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教授鄧敏文。

我本侗家人

最美4月，草木蔓發，生機盎然。我們從黎平縣城出發，驅車翻山越嶺40多分鐘，來到岩洞鎮岩洞村四洲寨。公路旁邊，一棟大門上方寫著“侗人文化家園”的木房子格外顯眼。這裡既是鄧敏文的“家”，也是侗族文化保護傳承基地。

78歲的鄧敏文雖是滿頭白發，但聲音洪亮，精神矍鑠，他興致勃勃地帶著我們參觀“侗人文化家園”：一樓收藏有侗族文物，如紡紗機、織布機、捕魚工具、樂器、部分書籍等，二樓主要是為國內外專家學者到此地來進行學術考察的臨時住宿。

這些天，鄧敏文正為《侗族大歌生存研究》出版事宜忙碌著。“編寫這本書，前后花了10多年時間，內容既有侗族大歌的起源、種類、流傳地域、發展變遷，也有侗族大歌面臨的生存狀況，以及侗族大歌的保護、傳承與發展。”鄧敏文說，出版這樣一本書，主要是為了探索侗族大歌生存的歷史和經驗教訓，為今后侗族大歌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提供借鑒。

“為侗族大歌，甘願一生忙碌。”鄧敏文語氣堅定。

鄧敏文1943年出生於黎平縣竹坪村一個侗族農民家庭，在侗寨長大的他，從小對侗族大歌耳濡目染，對侗族文化充滿感情。

1963年參加高考的鄧敏文，填報志願時，在中央民族學院招生簡章上看到該校招收侗語專業學生，學制5年。“我喜出望外，毫不猶豫就報考了中央民族學院‘侗語專業’這個唯一的志願，並如願以償考上了。”

1967年大學畢業，由於文化大革命，鄧敏文未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而是先后當過軍墾戰士、鐵礦工人、團委書記、政工組長、人事科長等。“這些雖然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但我想的還是要學有所用。”

1980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這一年，鄧敏文通過招考走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從此，這位侗家學子便開始從事自己喜愛的少數民族文學及相關文化研究工作。

傾心守護侗族大歌

人在京城，心系侗鄉。

1986年10月，法國巴黎秋季藝術節，來自黎平縣、從江縣9位侗族姑娘組成的中國貴州侗歌合唱團演唱的侗族大歌引起轟動，被西方音樂界稱贊為“清泉般閃光的音樂，掠過古夢邊緣的旋律”。

鄧敏文獲此消息，激動萬分。當侗族姑娘們載譽歸來路過北京時，鄧敏文和妻子還特意前往酒店看望。“我為姑娘們的成功演出高興萬分，但姑娘們告訴我，家鄉會唱大歌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這讓鄧敏文憂心忡忡。

1991年春節期間，鄧敏文回到老家黎平縣竹坪村，發現村裡的侗族大歌隊已經出現了“陰盛陽衰”的現象，即本該男女對唱的鼓樓大歌，已經找不到男歌隊來跟女歌隊對唱了。這讓鄧敏文很是憂慮。

2000年，中央電視台到黎平縣拍攝侗族大歌專題片，邀請鄧敏文充當侗語翻譯。由此，他進一步了解了侗族大歌的艱難處境，他痛心不已，立即在自媒體平台發文《救救大歌》。

一石激起千層浪，“救救大歌”的呼吁引起全國侗學界的共鳴，也引起了中國音樂界一些仁人志士的關注。鄧敏文也開始踏上了保護侗族大歌之路。“侗族大歌要永續傳承並不斷發展，必須進入各級各類學校音樂課堂或文化課堂。”從2002年開始，鄧敏文多次呼吁，多方奔走，牽線塔橋，促進黎平當地中小學校組建侗族大歌隊或侗族大歌人才培訓基地。

2003年，在鄧敏文等人的推動下，黎平縣啟動了“侗族大歌的搶救、保護、繼承與發展”項目，並開始啟動侗族大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工作。同時，鄧敏文夫婦籌集20多萬元資金，在黎平縣岩洞鎮岩洞村四洲寨創建用於侗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的“侗人文化家園”。在北京工作的妻子和兒子也辭職回到了村裡，一家人傾心守護侗族文化。

侗族大歌的“申遺”之路坎坷而漫長。鄧敏文積極參與，不遺余力貢獻智慧。

經過貴州省人民政府、黔東南州人民政府等各方不懈努力，2009年9月，侗族大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留住侗族大歌的精髓

侗族大歌是一種多聲部、無指揮、無伴奏、自然和聲的民間合唱形式，其來源十分久遠，傳承地域又十分有限。歷經千年以上的口傳心授，侗族大歌不僅延續著一個民族的天籟之音，更承載著彌足珍貴的人類文化。然而，在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和受外來文化沖擊的雙重夾擊之下，唱侗族大歌的人越來越少，侗族大歌即便頭頂“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光環，依然面臨衰落與失傳的危險。

“侗族大歌博大精深，這些所謂會唱侗族大歌的中青年人，往往隻會唱那幾首近年來極力推廣的、短小的‘流行大歌’，如《蟬之歌》等，其實這些只是侗族大歌的一點皮毛。”鄧敏文介紹說，更深層次的侗族大歌經典作品已經很少有人會唱了，隻有那些七八十歲的老歌師還能記得其中的一些片段。

為此，鄧敏文近年來不顧年邁體衰，到處拜訪民間老歌師，通過錄音、錄像等現代科技手段，將現存的侗族大歌經典作品採錄、記錄下來，出版了《蟬聲中的文化——侗族大歌拾零》《侗族口傳史》，並積極推動和參與《侗族大歌集成》（10卷本）的編寫和出版工作等。

同樣，讓鄧敏文擔憂的是，為了配合旅游需要，在一些旅游村寨，原汁原味的侗族大歌在喧囂的旅游業中漸漸失去原有的韻味。

鄧敏文發現，在旅游熱點村寨唱歌可以換錢，但在非旅游熱點村寨唱歌就換不來錢。這無形中打擊了非旅游熱點村寨群眾唱歌的積極性。即便是同在旅游熱點村寨，一些專業或半專業歌隊唱歌可以換錢，但他們唱去唱來還是那幾首一成不變的侗族大歌，而更廣大的民間歌師歌手，就很難有唱歌換錢的機會，所以他們也失去了學歌、唱歌的興趣。“這種機會不等、貧富不均，唱歌專業化的現象，如何解決？這也是當前我們應該深入探討的問題。”鄧敏文的語調有些沉重。

為給唱歌的農民帶來經濟收入，鄧敏文不斷探索。一方面，他策劃和組織“侗族農民大歌隊”，利用農閑時節走出侗寨，到全國各地甚至國外開展演出﹔另一方面，他倡導在北京成立了“京城侗族大歌隊”，歌隊以在北京學習或工作的侗族音樂專業人才為骨干，吸收在北京打工的侗族民間歌手參加，承接各種商演，探索侗族大歌產業化之路。

“從古至今，侗族大歌至少已經傳唱了千年以上，我希望能世世代代傳唱下去。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推陳出新，為人類創造出更加精彩的藝術珍品。”鄧敏文對未來充滿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