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上学路越来越宽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黄霞

说起读书这事,我算是吃了大亏。

我是1940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就随着父母从外地迁徙到了甘树湾。那时候哪有什么教育,家家户户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黄泥巴里“抠食”,千方百计糊口。

当时,我的父亲是种地能手,家里的粮食够吃,但是读书看报就不要想了,没有那个条件,尽管我心里想读书,但是也只能想想。

20岁那年,村里推选生产队队长,我那时人年轻,力气大,个子高,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村里人就推选了我,从那以后我种地更得劲了,读书的事也就更远了。

没过多久,生产队需要一个记工员,定的是一个月记15个工分,这样的好差事谁都想干,但不是谁都能干,我们都没上过学,不识字,想干干不了,只能心里干着急。这时候村里有个人读过两年书,会写字,记工员这份好工作理所应当给了他。

刚来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样,没事就上地里干农活,需要记工分的时候才不用上工,慢慢地,他连不记厘米的时候都不下地了,一天就在家里闲着。有一天我就提前下工,悄悄去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当场抓到他在休息,我正准备发火,这记工员却说:“我记工分,记累了,让脑筋休息一下。”

记工员的工作量有多大我心里清楚,他是在偷懒我也清楚,但想着我们生产队这么多人的工分需要他来记录,我也只能忍着把心里的怒火压下去。

这件事发生后,我“想读书”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只不过我把希望寄托在村里孩子们的身上。我立马和村里人商量着把村里的祠堂改成了临时的学堂,自己砍木材做了一批简单的桌椅板凳,请了只读过小学4年级的亲戚来甘树湾教书,让适龄的孩子可以在村里读上书。学堂开了以后,除了我家,还有十几户人家送孩子来,看得出,世世代代务农的人家都跟我一样,希望孩子们学到知识,至少能够当上记工员,少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