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取代“証明”折射責任理念之變

在日前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司法部、市場監管總局有關負責人介紹了証明事項清理工作的最新推進情況。據透露，我國將全面推行証明事項告知承諾制，即行政機關在辦理相關事項時，隻要申請人作出書面承諾，無需証明便予以直接辦理。對此，社會各界紛紛給予積極評價，認為“或許有望從根本上鏟除‘奇葩証明’現象”。

辦手續要“証明你媽是你媽”，開“無犯罪証明”要証明你需要這份証明……很長一段時間，“奇葩証明”成為社會痛點，循環証明的“無解”，証無可証的“尷尬”，一度搞得人哭笑不得、心力交瘁。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持續展開“放管服”改革，一大批無法律依據的証明蓋章事項相繼“告別歷史”。據統計，截至2019年底，各部門取消証明事項1.3萬余項。此外，在“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底線上，相關部門也不斷壓縮証明事項，並通過清晰的清單管理明確“權力邊界”，群眾辦事“磨破嘴、跑斷腿”的情況大大減少。但不時出現的奇葩案例也提醒我們，要徹底告別“証明之困”，讓群眾辦事順暢無憂，還需付出更大努力。

告知承諾制，瞄准的恰恰是“奇葩証明”的生存土壤，實踐效果值得期待。要看到，作為確認個人身份、資質的憑據，“証明”意在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本身並無原罪。隻不過在傳統模式下，這種“舉証責任”全由相關部門承擔，而在承諾制的語境下，則由辦事者個人“背書”。群眾為“証無可証”承諾，部門對“一諾千金”審查，在新的制度框架裡，相關部門與辦事群眾的權利義務關系進一步捋順，“推諉塞責”的沖動也大大減輕。與之相應，監管重點也從事前“查紙定論”過渡到事中、事后“交叉核驗”，也無疑能起到長期約束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承諾制不僅是簡化流程、便利服務，更是在重塑權責模式。

當然，書面承諾取代一紙証明，並不意味著有關部門就可當起甩手掌櫃，信息核查的工作強度反而更高。基礎一點，就是進一步打破數據壁壘，實現更加充分的信息共享。對大部分証明事項來說，完全可以通過信息化的手段，連接“信息孤島”、進行“交叉比對”，既讓“信息跑路”代替“群眾跑腿”，也能堵住造假者鑽空子的風險敞口。比如，各部門共同搭建共享數據服務平台，讓“一証行天下，一網查所有”﹔比如，加強線上線下的融合，建立並暢通公共服務的“綠色通道”等等。此外，信用體系的建設也要及時跟上。或建立申請人誠信檔案，或出台虛假承諾黑名單制度，多措並舉、多管齊下，不斷完善“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聯合懲戒機制，這也是在為承諾制保駕護航。

從“最多跑一次”理念的提出，到大刀闊斧清理“奇葩証明”，再到如今全面推行告知承諾制，証明不斷“瘦身”甚至逐步被省略，背后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沿著這樣的思路不斷提升治理效能，打磨服務意識，做好信息配套，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必將越來越扎實。（范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