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敏文：为了家乡的侗族大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远柏

他是从黔东南州黎平县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致力于侗族大歌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被称为“侗族大歌”守护者。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教授邓敏文。

我本侗家人

最美4月，草木蔓发，生机盎然。我们从黎平县城出发，驱车翻山越岭40多分钟，来到岩洞镇岩洞村四洲寨。公路旁边，一栋大门上方写着“侗人文化家园”的木房子格外显眼。这里既是邓敏文的“家”，也是侗族文化保护传承基地。

78岁的邓敏文虽是满头白发，但声音洪亮，精神矍铄，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参观“侗人文化家园”：一楼收藏有侗族文物，如纺纱机、织布机、捕鱼工具、乐器、部分书籍等，二楼主要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到此地来进行学术考察的临时住宿。

这些天，邓敏文正为《侗族大歌生存研究》出版事宜忙碌着。“编写这本书，前后花了10多年时间，内容既有侗族大歌的起源、种类、流传地域、发展变迁，也有侗族大歌面临的生存状况，以及侗族大歌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邓敏文说，出版这样一本书，主要是为了探索侗族大歌生存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为今后侗族大歌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借鉴。

“为侗族大歌，甘愿一生忙碌。”邓敏文语气坚定。

邓敏文1943年出生于黎平县竹坪村一个侗族农民家庭，在侗寨长大的他，从小对侗族大歌耳濡目染，对侗族文化充满感情。

1963年参加高考的邓敏文，填报志愿时，在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简章上看到该校招收侗语专业学生，学制5年。“我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就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侗语专业’这个唯一的志愿，并如愿以偿考上了。”

1967年大学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邓敏文未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而是先后当过军垦战士、铁矿工人、团委书记、政工组长、人事科长等。“这些虽然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但我想的还是要学有所用。”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这一年，邓敏文通过招考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此，这位侗家学子便开始从事自己喜爱的少数民族文学及相关文化研究工作。

倾心守护侗族大歌

人在京城，心系侗乡。

1986年10月，法国巴黎秋季艺术节，来自黎平县、从江县9位侗族姑娘组成的中国贵州侗歌合唱团演唱的侗族大歌引起轰动，被西方音乐界称赞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

邓敏文获此消息，激动万分。当侗族姑娘们载誉归来路过北京时，邓敏文和妻子还特意前往酒店看望。“我为姑娘们的成功演出高兴万分，但姑娘们告诉我，家乡会唱大歌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让邓敏文忧心忡忡。

1991年春节期间，邓敏文回到老家黎平县竹坪村，发现村里的侗族大歌队已经出现了“阴盛阳衰”的现象，即本该男女对唱的鼓楼大歌，已经找不到男歌队来跟女歌队对唱了。这让邓敏文很是忧虑。

2000年，中央电视台到黎平县拍摄侗族大歌专题片，邀请邓敏文充当侗语翻译。由此，他进一步了解了侗族大歌的艰难处境，他痛心不已，立即在自媒体平台发文《救救大歌》。

一石激起千层浪，“救救大歌”的呼吁引起全国侗学界的共鸣，也引起了中国音乐界一些仁人志士的关注。邓敏文也开始踏上了保护侗族大歌之路。“侗族大歌要永续传承并不断发展，必须进入各级各类学校音乐课堂或文化课堂。”从2002年开始，邓敏文多次呼吁，多方奔走，牵线塔桥，促进黎平当地中小学校组建侗族大歌队或侗族大歌人才培训基地。

2003年，在邓敏文等人的推动下，黎平县启动了“侗族大歌的抢救、保护、继承与发展”项目，并开始启动侗族大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同时，邓敏文夫妇筹集20多万元资金，在黎平县岩洞镇岩洞村四洲寨创建用于侗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侗人文化家园”。在北京工作的妻子和儿子也辞职回到了村里，一家人倾心守护侗族文化。

侗族大歌的“申遗”之路坎坷而漫长。邓敏文积极参与，不遗余力贡献智慧。

经过贵州省人民政府、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等各方不懈努力，2009年9月，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留住侗族大歌的精髓

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其来源十分久远，传承地域又十分有限。历经千年以上的口传心授，侗族大歌不仅延续着一个民族的天籁之音，更承载着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然而，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和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双重夹击之下，唱侗族大歌的人越来越少，侗族大歌即便头顶“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光环，依然面临衰落与失传的危险。

“侗族大歌博大精深，这些所谓会唱侗族大歌的中青年人，往往只会唱那几首近年来极力推广的、短小的‘流行大歌’，如《蝉之歌》等，其实这些只是侗族大歌的一点皮毛。”邓敏文介绍说，更深层次的侗族大歌经典作品已经很少有人会唱了，只有那些七八十岁的老歌师还能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段。

为此，邓敏文近年来不顾年迈体衰，到处拜访民间老歌师，通过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将现存的侗族大歌经典作品采录、记录下来，出版了《蝉声中的文化——侗族大歌拾零》《侗族口传史》，并积极推动和参与《侗族大歌集成》（10卷本）的编写和出版工作等。

同样，让邓敏文担忧的是，为了配合旅游需要，在一些旅游村寨，原汁原味的侗族大歌在喧嚣的旅游业中渐渐失去原有的韵味。

邓敏文发现，在旅游热点村寨唱歌可以换钱，但在非旅游热点村寨唱歌就换不来钱。这无形中打击了非旅游热点村寨群众唱歌的积极性。即便是同在旅游热点村寨，一些专业或半专业歌队唱歌可以换钱，但他们唱去唱来还是那几首一成不变的侗族大歌，而更广大的民间歌师歌手，就很难有唱歌换钱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失去了学歌、唱歌的兴趣。“这种机会不等、贫富不均，唱歌专业化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也是当前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邓敏文的语调有些沉重。

为给唱歌的农民带来经济收入，邓敏文不断探索。一方面，他策划和组织“侗族农民大歌队”，利用农闲时节走出侗寨，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开展演出；另一方面，他倡导在北京成立了“京城侗族大歌队”，歌队以在北京学习或工作的侗族音乐专业人才为骨干，吸收在北京打工的侗族民间歌手参加，承接各种商演，探索侗族大歌产业化之路。

“从古至今，侗族大歌至少已经传唱了千年以上，我希望能世世代代传唱下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推陈出新，为人类创造出更加精彩的艺术珍品。”邓敏文对未来充满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