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上學路越來越寬

貴州日報當代融媒體記者 黃霞

說起讀書這事,我算是吃了大虧。

我是1940年出生,新中國成立前就隨著父母從外地遷徙到了甘樹灣。那時候哪有什麼教育,家家戶戶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黃泥巴裡“摳食”,千方百計糊口。

當時,我的父親是種地能手,家裡的糧食夠吃,但是讀書看報就不要想了,沒有那個條件,盡管我心裡想讀書,但是也隻能想想。

20歲那年,村裡推選生產隊隊長,我那時人年輕,力氣大,個子高,干農活是一把好手,村裡人就推選了我,從那以后我種地更得勁了,讀書的事也就更遠了。

沒過多久,生產隊需要一個記工員,定的是一個月記15個工分,這樣的好差事誰都想干,但不是誰都能干,我們都沒上過學,不識字,想干干不了,隻能心裡干著急。這時候村裡有個人讀過兩年書,會寫字,記工員這份好工作理所應當給了他。

剛來的時候他和我們一樣,沒事就上地裡干農活,需要記工分的時候才不用上工,慢慢地,他連不記厘米的時候都不下地了,一天就在家裡閑著。有一天我就提前下工,悄悄去看他到底在搞什麼名堂?結果當場抓到他在休息,我正准備發火,這記工員卻說:“我記工分,記累了,讓腦筋休息一下。”

記工員的工作量有多大我心裡清楚,他是在偷懶我也清楚,但想著我們生產隊這麼多人的工分需要他來記錄,我也隻能忍著把心裡的怒火壓下去。

這件事發生后,我“想讀書”的念頭又冒了出來,隻不過我把希望寄托在村裡孩子們的身上。我立馬和村裡人商量著把村裡的祠堂改成了臨時的學堂,自己砍木材做了一批簡單的桌椅板凳,請了隻讀過小學4年級的親戚來甘樹灣教書,讓適齡的孩子可以在村裡讀上書。學堂開了以后,除了我家,還有十幾戶人家送孩子來,看得出,世世代代務農的人家都跟我一樣,希望孩子們學到知識,至少能夠當上記工員,少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