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不是城市的包袱而是財富

　　據媒體報道，日前，江蘇泰州一處大型建筑工地挖出明代文物遺存，文物部門要求建設工地停工以便進行考古勘探，然而工地置叫停於不顧，考古勘探期間仍在施工。目前，當地文物局已對其進行立案處理。

　　施工單位此舉並不令人意外。一方面，遇到地下文物往往意味著停工停產，倘若碰到了重點文物，還可能導致項目流產，損失極大﹔另一方面，損毀文物的代價，文物保護法所規定的50萬元罰款上限，對許多施工單位來說不足挂齒。權衡利弊之下，一些施工單位本能地傾向於隱瞞不報甚至故意損毀，這也對管理部門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令人費解的是，相關部門在這個過程中無所作為。按照文物保護條例，這處工地應在施工前進行考古勘探，但泰州市文物局沒有執行。發現文物后，針對施工單位不執行暫時停工通知，文物部門也沒有履行行政執法督察職責。綜上，這是個“商量著來”的典型案例，文保部門和施工單位沒有嚴格履行程序，不領証即開工，甚至存在“先上車、后補票”現象。

　　按照法律明文規定，建設工程應當取得建設項目選址意見書。也就是說，必須要申請考古勘探調查之后才能開工。但在這裡，為什麼該程序被忽略跳過了呢？其實，這凸顯了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的一個焦點矛盾：在許多城市，文物保護單位安排的專項資金有限，考古勘探費用主要是“誰施工、誰承擔”。顯然，這對企業是一筆額外開支，自然不太樂意配合。再加上現實中挖到文物的概率有限，施工單位不經文保部門開工，慢慢就變成了“潛規則”。

　　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8年印發的《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提出完善基本建設考古制度，其中厘清了考古工作順序，規定地方政府在儲備土地時，要對可能存在文物遺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前不得入庫。也就是說，建設用地要“先考古，后出讓”，這足以改變文保部門的被動地位，使得土地在出讓之前，能確認是真正意義上的“淨地”，從而解決文保和城建之間的矛盾。

　　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不可否認，城市的不斷演進，使得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內生矛盾。但是，矛盾雙方可以融合、可以互利共贏。城市當然要發展，但文物不是包袱，而是財富。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關系到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比如，廣州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建在商城下面，千年古道遺址保留在北京路上，都是不錯的嘗試。

　　城市文物是城市發展、文化演變的歷史見証，它們本身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藝術和科學價值。保護好這些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城市規劃應當對文物保護作通盤考慮，將考古勘探環節不斷前置。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執法督察力度，讓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新常態。（王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