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工復產是戰“疫”勝利的關鍵

近期各部門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一手緊抓防控疫情不放鬆，一手抓復工復產有序推進。復工復產，不僅是保証社會正常運行的基礎，更是戰疫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

復工復產是必然的，但必須以防疫保証為前提。

當前，很多地方都採取復工審核方式，來保証每家開工企業的安全狀態。這種嚴防嚴控的審核方式，如果脫離科學實效的做法，容易演變成機械的“管卡壓”，陷入形式主義的僵局。

很多城市還在復工需要層層審核的時候，一些省份已經改為報備制或者改由企業備案承諾，而一些城市已然開始“搶人”：包專車、包專列甚至包專機等舉措層出不窮，爭相吸引勞動力輸入，以驅動經濟。

2019年地方GDP總量排名前四的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引領了此次“復工潮”。廣東、浙江兩省作為較早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的地方，也率先開啟了“搶人”大戰：廣東與雲南、四川等地合作開行“點對點”返粵返崗專列﹔深圳福田對在建工地返崗工人按每人500元予以補助﹔佛山、順德更是出資接送企業員工，新員工最高可領1000元﹔杭州政府向疫情平穩地區開專列組織企業員工返程復工，首批免費﹔浙江義烏全力支持企業復工，直接給補貼，鼓勵員工返義、到義求職，鼓勵企業引進人才﹔寧波、紹興、海寧等諸多城市均出台多項舉措，支持企業復工復產。

江蘇、山東則創出了目前“復工潮”下的兩個第一。山東，規上工業企業開工面達79.4%，全國第一﹔江蘇，規上工業企業復工數3.4萬家，全國第一。

迫切想要復工的企業很多，但要復工，企業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困難？

第一，隨著復工復產，口罩、溫度計等醫療物資的需求直線上升，但難以採購到口罩使很多企業無法滿足復工條件﹔第二，再小的一個商品，也很難獨立完成，生產需要環環相扣，需要整個供應鏈上的多個合作方協同復工﹔第三，物流尚未完全恢復。為了抗疫需要，有些地方還設置了各路關卡，人為加重了“地域阻隔”﹔第四，各地花樣百出的限流和隔離要求，導致外地員工難以返程復工。

基層面對風險時，選擇保守應對的做法，想安穩度過疫情，本無可厚非。可是事關大局，基層決策可能考慮不到產業布局的深遠影響，意識不到制造業、物流等行業不復工可能產生的后果，需要按各地防疫風險等級更高層面積極推動和主動響應，引導地區之間通力合作，共同解決復工復產的供需矛盾。要鼓勵風險較低的勞務輸入地與輸出地之間對接合作，加快跨地區人口流動。

防疫需謹慎，也要講科學，不能草木皆兵。

一些地方，防疫與復工兩手都抓，兩手都很硬。比如，杭州余杭區實行千名干部進萬企，上門服務精准施策。余杭區建立復工指導員、防疫指導員“兩員制度”，即企業服務員開始主動上門，幫助企業復產復工。余杭還進一步整合人員力量、工作職責，充實親清服務員（駐企服務員）隊伍，把服務企業和防控疫情結合起來，把服務更直接、更高效地落實到企業急需處。

再如，溫州市組織助企服務員開展走訪服務，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緊緊圍繞企業安全有序復工復產，切實幫助解決當前突出的防疫物資、運輸物流、企業用工、資金周轉、外貿通關等方面的困難問題，助力企業盡快恢復生產。

“健康碼”是杭州余杭區復工提前謀劃部署的重要一招。通過大數據的支撐，“健康碼”能更加准確地掌握外來返鄉人員的基本信息，通過顏色的差別對人群進行疫情安全識別，及時做好隔離防護，提高防控效率。在卡口體溫測量如發現異常，工作人員還可以通過“健康碼”第一時間上報給信息中心盡快對異常人員進行處理。

外地返崗人員難復工，問題在於信息不對稱，需要企業和職工提供各類証明材料和逐級審批。此前各地推動的“放管服”改革和“互聯網+政務服務”已經建立了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平台，此時可以將“不見面審批”“秒批”等引入疫情防控。一些城市啟用網上審批平台和微信小程序，返崗員工通過線上審批可獲得電子通行証，大大提高了復工效率。

建議政府及時總結各個地方防疫模式、開復工模式的創新做法，作為標杆案例予以推廣，供更多地方快速學習，廣泛使用。

我國中小微企業主要以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旅游業、商貿業等勞動密集型以及輕資產的行業為主，佔全部中小微企業數的比例超過70%。我國中小企業貢獻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80%以上城鎮就業崗位，可以說穩住中小企業，就是穩住經濟的“半壁江山”。連日來，國家多個部委陸續出台多項政策措施，各地政府出台了更具針對性的扶持政策措施，對生產經營出現困難的中小企業提供援助，重振了企業和員工戰疫的信心。

中小企業期待政策在落實中能夠進一步精細化。政策不在於多，關鍵是能出台一些實在的、普惠型的政策，比如減稅，比如金融機構下調利息，以及對一些困難企業的到期貨款是否可以展期3個月至半年等，讓廣大的中小微企業真正享受到優惠。同時希望銀行盡量減緩中小企業的資金壓力，展期或緩期催收貸款，減輕相關企業的利息和費用，提供更多特定時期的信貸支持。

政府需抓住企業的痛點來出台政策，積極為中小企業出謀劃策。如果在制定政策時能深入了解情況、更接地氣，就能實實在在地解決企業的實際困難。（周德文 作者系經濟學家、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浙江民營投資企業聯合會會長、上海中和正道集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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