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要堅決反對“逆全球化”

全球戰疫勝利，必須由每一個國家的勝利共同構成，絕不能出現任何一塊短板，各國必須攜手相助。要走出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漩渦，也必須進一步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礙因素，塑造更堅實的全球產業鏈，強化全人類面對危機的協作能力。

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端，一場空前的和平時期的全球危機，再次喚起世人對命運與共的思考。眼下，隨著疫情的蔓延和戰疫的持續，關於疫情將如何影響世界格局，特別是如何重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愈發成為各國戰略界和知識界關注的議題。

在種種討論中，有觀點認為疫情會加速全球化，“疫情之后，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有觀點指出各國可能將調整各自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即在主權經濟體上進行“有限的全球化”﹔當然也有觀點繼續強調所謂“逆全球化”，試圖開全球化的“倒車”。毫無疑問，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密不可分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這隻“黑天鵝”，讓世界幾乎每個角落都感受到了它的影響。基於不同立場和視角，對疫情影響的認識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分野，但一個再明白不過的事實是，如今的全球化已非一種可有可無、可任意選擇的方向，而是一個必須完善、必須強化的現實存在。借機唱衰全球化，甚至鼓噪產業鏈“轉移”“脫鉤”等論調，不僅距離現實十分遙遠，更同推動世界經濟盡快走出疫情影響的共同目標背道而馳。

國際公共衛生界有句名言：“疫情的發生不可避免，但疫情的擴散卻可避免。”身處這樣一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局部問題和全球問題彼此轉化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包打天下。尤其是面對傳染性如此之強的病毒，全球戰疫勝利，必須由每一個國家的勝利共同構成，絕不能出現任何一塊短板。病毒潛在的變異，則意味著欠發達地區的防控挑戰更大，各國必須攜手相助。看不到這個客觀事實，固守事不關己、明哲保身的處世姿態，疫情再次大流行的風險就始終存在。而向前看，要走出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漩渦，也必須進一步破除全球合作的阻礙因素，塑造更堅實的全球產業鏈，強化全人類面對危機的協作能力。

疫情過后，一些國家必然會在相關政策乃至戰略上進行一些調整。比如，如今討論較多的，某些國家可能會努力在醫療物資、藥品等生產上更多投入，甚至可能會出現分解業已形成的公共衛生領域世界產業鏈的可能。對這種可能性的評價要做兩面觀。一方面，如果其意圖是出於切實提高自身應對公共衛生挑戰的必要能力，在緊急危機時減少對世界的依賴，反而可以更多為其他國家提供幫助，這無可厚非，也是本能反應的體現。另一方面，如果其目的是為了便於自身“退回孤島”、甚至是給自己的置身事外提供便利，那則完全是違背世界潮流的危險做法。正如有觀察人士所指出的，現在西方社會已經變成了富豪社會，他們政治思潮中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等觀點，都是社會高度分化的產物。換言之，某些西方國家在本次疫情當中所表現出的甩鍋卸責姿態，更像是國內矛盾趨於激化的外溢表現，正是全球化進程需要反對的“負能量”。

新冠病毒不可能終止全球化進程，因為疫情並沒有改變全球化的基本邏輯。在可預期的“后疫情時代”，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也將迎來新的歷史性調整。而著眼當前國際力量的深刻變化，調整方向一定是要更加符合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如今，全世界期待的全球化已非基於所謂“華盛頓共識”的“西方治理”，更不是某些大國借以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價值鏈工具，而是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各個國家平等參與的包容、多樣、開放、互惠的“東西方共同治理”。

疫情不會成為世界格局的“分水嶺”，卻正在強化當今世界已經存在著的某些趨勢。與全球化相伴而行、在新世紀以來持續抬頭的某些“逆全球化”勢頭或許會找到更多為自身辯解的借口﹔而持續推動全球化向著更加公平正義方向深化發展與調整的世界潮流也將被注入新動力﹔更為重要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迫切性將再次凸顯出來。“后疫情時代”，中國必然要面對更加復雜的國際環境與輿論氛圍。新的情況、新的挑戰，要求我們必須做好長期而充分的各項准備，不但要以進一步深化國際合作、融入世界體系、為全球治理提供優質公共產品與有益增量等建設性貢獻來化解某些國家更加猛烈的“逆全球化”議程，更要堅定不移、矢志不渝地從全人類、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出發，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蘊含中國智慧的中國方案，充分發揮自身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今年適逢聯合國成立75周年。發軔於人類是生存還是毀滅的思索，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一步步走來，如今再一次來到十字路口。是回到零和博弈、冷戰思維的老路，還是邁向長久和平、共同發展的光明未來？面對歷史性抉擇，國際社會難免會有一些雜音，但隻要拿出勇氣，主動順應時代潮流，人類就能真正將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刁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