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到心的“进城”

4月2日，《进城记》在全国公映。历经2年半的蹲点拍摄，导演焦波瘦了10多公斤，却向时代奉献了一部纪录片精品。

去年11月，《进城记》获得“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十佳作品殊荣，焦波则凭借此片获得最佳编导奖。

作为《出山记》姊妹篇，《进城记》沿用了真实美学风格，没有专业演员，没有预设台词，纯粹以搬迁群众的生活工作场景为拍摄内容，用朴素的镜头推动叙事，真实记录了2018年6月底以来，遵义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走出大山、在城市开始新生活的历史进程。

从2018年1月首映的《出山记》，到如今上映的《进城记》，焦波团队两次将贵州遵义易地扶贫搬迁故事搬上全国银幕，为前后4年多的摄制工作划上了圆满句号。看懂《进城记》反映的时代内核，也就看清了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本质。

真实美学打开叙事张力

时代是一切思想与艺术的土壤。看懂《进城记》的精神内核，首先需要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有基本认知。

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一段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历史。“十三五”期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还同步搬迁500万非贫困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迅速迁入城市，如何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是关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未来的深刻命题。《进城记》通过纪实美学的手法，生动反映了当地党委、政府如何带领搬迁群众融入城市生活，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上“破题”的真实历程。

但《进城记》的意义不仅仅是接续，更是延展。如果说“出山”意味着村民克服恐惧、迎接未知，那么，“进城”则意味着村民必须直面新生活的现实挑战。与此同时，如何带领村民顺利从农民变市民，在城里安居乐业，更考验着党委、政府的智慧和能力。

在锣鼓喧天的喜庆氛围中，搬迁群众拉开了新生活的序幕。但，一切才刚刚开始——村民在“出山”后，等待他们和社区干部的，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更可能是一地鸡毛。

由此，“进城”推动了新矛盾的产生，而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的地方，也是故事生长的地方。将镜头对准矛盾从而推进叙事，是焦波一直以来擅长的表现手法。

微小切口窥见时代变迁

拍摄好宏大题材的难度，在于切口的精准——切口愈小愈细，则反映的时代面貌愈生动、愈深刻。

焦波团队选择将镜头对准了两组主人公：覃猛一家以及杨多晏一家。观众可以通过覃猛、杨多晏等搬迁群众在政府帮助下积极谋生的酸甜苦辣，瞥见中国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群众内生动力如何被激发的时代缩影。

影片开头的招聘会上，覃猛以阳光爽朗的笑脸形象首次露面。他来自务川自治县石朝乡一个贫困家庭，爸爸残疾，妈妈多病且智力残疾，但覃猛却始终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覃猛是年轻一代农民的代表，他虽然出身贫寒，但充满阳光、不甘平凡，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过去，贫穷的山村、贫瘠的土地承载不了他的梦想，唯有搬迁到城市，他才能在新的环境里拥抱更多机会和变化，去创造，去为新生活奋力拼搏。

影片中，覃猛高兴地说：“政府给我这个房子，就像沃土，上面有阳光照耀。”对覃猛来说，这片“沃土”带给他的，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结果，而是新生活的奔头和希望。

在社区扶持下，覃猛和妻子开起了小餐馆，又和朋友合伙搞婚礼鼓乐队。影片结束时，覃猛加入了一个影视团队，学习摄影……覃猛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直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他身上那种永不服输、敢于“折腾”的精神，让观众看到了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城市给予年轻人以视野和机会，而年轻人又为城市带来活力。

如果说城市是年轻农民实现梦想的沃土，那么对于故土难离的中老年农民而言，他们不仅面临的困难限制更多、奋斗的成本更高，需要舍弃的精神桎梏也更繁杂。

相比年轻的覃猛，杨多晏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更为沉重和复杂。杨多晏带着70多岁的老父亲和还在读小学的儿子搬进城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改变命运。

像杨多晏这样的“半劳动力”群众并不少，他们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中绕不开的“硬骨头”。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他们骨子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搬到城市，希望下一代有好的教育条件，自身却因身体、年龄等因素难以在城市谋生，他们的归属感也总是在城市和乡村间摇摆不定。

但我们欣慰地看到，这样的群体社区不仅没有放弃，还在积极想办法解决其就业问题。社区流转周边土地，召集搬迁群众开会，让大家群策群力共同谋划集体产业，确定打造蔬菜基地、开办惠民超市。这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缩影。

影片末尾，在社区的协调和帮助下，杨多晏申请到了5万元的“特惠贷”，作为养羊的启动资金。他跟儿子也和解，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一条主线讲述心灵之“变”

《进城记》所揭示的复杂矛盾，其实隐含着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搬迁农民从身到心的“进城”。

对于搬迁农民来说，最大挑战是什么呢？“改变”。因为，比起输入新的思想而言，洗掉旧的思想更为痛苦。

对搬入陌生城市的农民而言，固有的村社理性不再发挥作用，反而成为新生活的掣肘。他们不仅面临身份和居住环境的改变，更要面临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

影片中有一个直抵灵魂的场景：杨多晏带儿子回了一次老家，却看到昔日那栋最熟悉的老屋早已夷为平地，白茫茫的大雪覆盖了眼前的一切。这景象，给父子俩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冲击，他们寻找哪里是过去爷爷住的屋子，哪里是曾经放羊的地方……找着找着，父子俩泣不成声。

从小生活在城里的人，常常难以理解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情结。通过焦波团队的镜头，我们才读懂农民在现实的局限和具体的困难面前，想要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不仅需要决心，更要克服角色剧烈转型的矛盾心理和精神阵痛。

“以前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改变……我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让给他们了，能够让你受到好的教育，能够让你受到好的熏陶，能够让你接触社会，我不希望看到你比我还堕落。”杨多晏哽咽着对儿子说。

从出山、进城到返乡养羊，杨多晏为了养活在城里的孩子和老父亲，想尽办法。但他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他的精神内核已经产生了本质改变。

覃猛面对困难时的乐观和幽默，杨多晏在老家哭着喊出的那句“改变”，就是影片想要表达的主题。

那些意义非凡而难免疼痛的改变，是一代农民努力融入城市、开启新生活的集体记忆，也是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关键。感谢《进城记》用朴素的镜头记录下这些深刻的变迁，为中国脱贫攻坚战留下了一段珍贵而辉煌的史诗篇章。（遵义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