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对科学教育的探索也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价值。面对“科学救国”的时代呼声，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获得了足够的重视。1936年，任鸿隽发表《科学教育与抗战救国》时提出，科学教育内容包含普通的理科教程、技术科目以及社会教育中的科学宣传。回溯民国时期贵州科学教育的发展概况，重走探索之路，有望为新时代贵州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与发展启示。

一、民国时期贵州科学教育的基本状况

（一）小学阶段的科学教育

1916年，全省推行4年制义务教育；1923年，颁布《贵州省实施义务教育大纲》；1935年，推行短期义务教育；1940年，制定《贵州省实施国民教育整个计划》；1945年，制发《整顿各县、市保国民学校办法》。前述制度、政策与措施均为全省科学教育发展提供了保障。课程设置上，民国初年根据“壬子癸丑学制”，取消蒙学、动植物、格致，算学改为算术，格致和普通物理合并为“理科”课程；1923年，将“理科”课程改为“自然”课程，贵州的自然课在中、高年级开设，要求指导学生初步了解自然现象、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条件的学校还会配备标本和简单科学仪器，让学生能从实验中学得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1948年，将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合称为“常识”课程，常识课在低、中年级开设，要求指导学生了解自然和社会的一般知识。教材的选用上：一是“教育部”出版的统编教材；二是地方按照课标出版的教材；三是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乡土教材，如《文通初、高小常识教科书》《贵州地理》《高小地理、自然》等。教学方法上，民国初期主要延续清末“先生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1919年后，受杜威的影响，普遍采用“五段教学法”，即：引起动机、决定目的、进行新课、复习新课、布置作业。1942年起，部分小学推行设计教学，有的小学在高年级采用自学辅导，注重启发式和直观教学。自然课重在实验观察，学习地理时应注重绘制地图的学习。遵义师范学院附小就采用了讲演式、练习法、问答法、社会化教学法等来启发儿童思维，吸引儿童兴趣。此外，民国时期，部分学校还开展了科技活动，但内容比较单一，且不普遍，主要是制作简单的教具、玩具以及进行植物嫁接等。部分民族地区学校曾获赠科学教学器具，如水庆乡小学获赠各种挂图200套、各类图书千余册，以及放大镜、日晷、地球仪等教具，这在当时贵州的农村小学是十分罕见的。

（二）中学阶段的科学教育

民国初年，全省仅存11所中学堂；1922年后，县立中学、私人中学等先后创办。抗战爆发后，为尽快适应新形势需求，促进中学发展，各级政府先后颁布《国立中学规程》《贵州省中等学校设校计划和划分中学区办法》《全省公私立中学办学成绩优良的学校和校长进行奖励办法》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全省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执行，如20年代按照《中学课程标准》开设了社会科（含地理）、自然科（含算术、自然）等，30年代又按照《中学规程》开设了自然（生理卫生、植物、动物、化学、物理）、地理等，但在文件执行和课程设置上，各地有所偏差，缺设一科或数科的现象普遍存在。民国初期，各中学教材均选自由“教育部”审定、各书局编印或翻译的课本。1937年后，贵州自行规定各科教学用书，并补充一些乡土教材，如《贵州乡土地理》。1941年，贵州各公私中学采用国民政府组织专家编写的地理等科目的教科书。根据教科书内容，开展科学教育的教师初期采用注入讲演式，后普遍采用杜威的“五段教学法”，同时，实验（观察法）、仪器、图表等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法门或工具。理化仪器设备在自然课及科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乃至关键的作用。民国时期，贵州全省的理化设备受时局、经费等因素影响，长期处于匮乏状态。情况较好的如贵阳模范中学，在民国初年拥有标本室1间，包含生理、动植物、矿物等科的标本，同时拥有理化实验仪器、教学模型与数架显微镜。1934年，贵阳县中自上海购得2箱标本、仪器，试图补充教学资源。然而，受经济、环境影响，仪器设备短缺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1936年，省督学视察报告中指出：“查各校仪器，颇形贫乏。拟令各校撙节经费，逐渐添购，以补助教学”。1942年，省教育厅在其年度工作概述中指出：“至于理化仪器药品，无从采购。影响学生实非浅鲜。”省教育厅虽然也制作一些简单仪器出售，但数量不多。可见，民国时期贵州的理化仪器设备曾长期处于匮乏状态，极大地制约了省内自然课程与科学教育的发展。

（三）高校相关的科学教育

民国初年，贵州师范学校仅存1所，即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22年，增加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36年后，师范院校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49年发展至22所。师范院校培养了一批具备科学教育能力的教师，在其培养过程中，涉及了多门科学课程，如民国初年设有16门课程（教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等），1919年设15门并注重教育学科，1923年分必修科目（包括：科学概论、普通教学法、小学各科教材研究等）和选修科目（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1940年开设算学、地理、博物、化学、物理、教育概论等。一般选用“教育部”核定出版的大学用书及各校教师自编讲义，也会选用欧美等国的有关书籍作为教材。教学方法上推行演示法、实验法、实习法等。抗战全面爆发后，敌占区不少高校迁至贵州，贵州也成立所属本省的高等院校。1938年后，贵州高等院校逐渐建立图书馆及实验室等，如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国立贵州大学均配备了图书资料和标本，并配备了显微镜等理化仪器。国立浙江大学派出数理化、生物、教育等小组在多地教育讲习，向公众宣传科学文化知识；该校在贵州遵义设置理科研究所，开放实验工厂让地方中小学生参观，赠送一些简单仪器给地方小学，并指导小学生做实验。1937-1945年间，贵州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迅速，对贵州的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抗战胜利后，入黔高校迁回原址，省内高等学校大幅减少，影响了科学教育相关教师的培养。

（四）面向民众的科学教育

1916年，民众教育运动风靡全国，贵州积极响应，成立相应的机构，制定相关法规，成立通俗教育馆、教育研究会、图书馆以及平民学校、平民识字所等，推行民众教育。1934年前的民众教育主要是帮助民众识字。1935后，贵州省内设立义务教育实验区、短期小学、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民众图书馆、省立图书馆、省立科学馆等，初步完成贵州民众教育设施的布局，开设了一些基本课程，如算术、常识、自然科学（包含博物、物理、化学、矿物、地理）等，同时举办生物模型、地质矿产展览会，向民众进行科普宣传。其中，省立科学馆还曾指导中等学校自然科学实验，成立了科学仪器制造修理厂，给各校制造科学教具。1941年后，省内编写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民众乡土教材，并对编写作出明确要求，如要求编写日常生活中的算术常识、珠算中关于普通簿记之现行格式及应用的内容等。教学方法颇具特点：根据成年人的学习心理，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方法，以实际事物的现象为教材，注重各科间的互通联系，吸引民众的学习兴趣，将民众的日常经验与教学环境相联系，不拘于书本、教室开展教学，在教学实施上设法适应其个性。此外，自然科学知识还被教授给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民众，这被称为边民教育或苗民教育。在国民政府和外国人士的推动下，面向少数民族公众的科学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结合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特征、气候条件等，还出现了一些科学知识的乡土教材，如《榕江县乡土教材》等。

二、民国时期贵州科学教育发展的特点

（一）受到当时政局与环境变化的影响，贵州科学教育的发展起伏不定，得不到明确的保障。在民国短短的38年时间里，贵州的科学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1912-1934年，属于贵州省内军阀混战时期，教学秩序相对混乱，小学自然课程的执行参差不齐，中等学校停办或虚设，高等教育停滞，民众教育仅以识字为主。1935-1945年，军阀混战结束，国民政府接管贵州，政局和社会环境逐渐稳定，加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众多学校和大批人才纷纷入黔，为适应社会需求，省政府积极出台政策，科学教育得到较好的发展，取得些许成果。1945-1949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教育经费匮乏，科学教育的发展再度下滑。

（二）各级各类教育均尝试开展科学教育，贵州科学教育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军阀混战期间，仅少数学校开设近代科学课程。1935年后，国民政府接管贵州，推行短期小学、整顿中学、开展民众教育，科学教育渐起。抗战爆发后，大量高校迁入，带来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资源，贵州的中小学科学教育随之得到一定的发展，高等教育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贵州通过制定政策、增加经费、完善教育设施，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学科学教育同步发展的态势，同时，协同推进民众科学教育，使得省内科学教育事业呈现出短暂的向好局面。

（三）学者办学与高校西迁，促使贵州科学教育的相关队伍开始发展。军阀混战时期，黄干夫等一批人士便致力于引进科学知识，注重启迪民智。国民政府接管贵州后，刘薰宇、周诒春、陈达夫等学者创办或治理贵州中学，配备专业的生物教员、地理教员等，优化师资队伍。同时，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不断培养中小学理科师资。西迁到贵州的大夏大学培养了大批中学理化教师，国立浙江大学则助力提升省内多所中学的办学质量。竺可桢、茅以升等众多学者随校迁入，扩充了研究队伍，推动了省内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侧面推动了科学教育的发展。

三、民国时期贵州科学教育发展带来的启示

（一）构建稳定的科学教育发展环境，完善科学教育政策。民国时期，贵州因政局动荡、缺乏专门政策支撑，科学教育发展零散无序，起伏不定。当前，科学教育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具有战略意义，相应的，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具备时代紧迫性和重要性。新时代的贵州科学教育应以史为鉴，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并落实好专门的科学教育相关政策文件，加大科学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构建稳定、可持续的科学教育发展环境。

（二）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科学教育发展策略。民国时期，贵州中小学和高校通过师生走出校园进行实践、开放科研场所、推行民众教育等方式，实现了科学教育的多级联动，更在高校西迁时得到学校和人才的双重扶持。当下，需以系统性思维优化“引进来”“走出去”策略。“引进来”，就是要精准对接资源，促进省内外科学教育联动，获得发达地区师资团队的支持，广纳具备现代理念的科学教育人才；“走出去”，则是要鼓励贵州的科学教育从业者及学子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竞赛活动等，学习前沿理念，共同提升贵州的科学教育发展质量。

（三）结合本省实情，发展理论与实践融合、具备地域特色的科学教育。贵州的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民国时期受限于动荡局势与落后经济，难以发展地域性的科学教育。如今，贵州可将民族科技、文化、技艺融入科学教育实践，深挖本土特色，开发校本课程，依托社会资源，设立民族科技传承创新工坊，打造“特色课程+研学基地+创新工坊”的科学教育实践模式，实现科学教育与地域特色的双向赋能。

（作者：张一鸣、黄志琴。单位：贵州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天文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本文系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备案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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