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艺主张，贵州“脱贫攻坚”无疑是本土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与“事”：从曾经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变为减贫人数最多的省份，贵州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在后发赶超的壮阔进军中，以“一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铁血壮志，一次次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次次谱写辉煌篇章，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

在省会城市贵阳，“脱贫”是多少代贵阳人的梦想，“攻坚”又是几百万贵阳人的拼搏。当这四个字连接起来，改写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旧印象，重塑的是“百姓富、生态美”的新形象。在这“千年之变”“新旧之间”， 王剑平、黄冰合著的《白云深处：贵阳大扶贫纪实》一书可谓做了详尽的文学注脚。

书中见史。在传统史志中，贵州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级区域，不沿大海、不沿长江、不沿边疆，使得黔地在重平原的农耕文明时代位置不显，以至黔中沦为“三野之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黔中远离帝国经济中心。这也直接延迟了贵州建省、贵阳建城的进程。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时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约6.8平方公里，人口21万——这是农耕文明时代700余年贵阳建城的总数，大约平均100年才增加城市面积1平方公里。于是，在千百年里，贵州、贵阳贴上了贫困、落后的标签。

史书上贵州、贵阳的“形象困境”及“背后成因”，在《白云深处》一书的“综述”章节中，却是用充满历史概括性和文学表达性的民谣、成语、竹枝词、诗句来引出和勾勒的。

书中说，历史上的贵州、贵阳，分别是被两句成语、三句民谣圈定的地界。两句成语是“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三句民谣则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尽管这其间不乏黑白颠倒、以讹传讹之嫌。制约贵州、贵阳发展的因素很多，首先是山多、交通不便，书中引王阳明《瘗旅文》中的诗句以描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其次是地少、耕作落后。“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形因河流切割而崎岖不平，山岭险峻、河谷纵横，小型坝子星散其间——可见地少；“耕作落后”则由写于清道光年间的一首竹枝词点出：“南明河上住几年，风景依稀在目前。盈涸皆因无本水，炎凉不是有情天。层岩上越盘盘岭，碎石中开薄薄田。十二郡城三十县，女墙多傍乱石边。”道光九年至十一年，时任贵州粮食道、按察使的郎葆辰，在题名《黔中杂咏》的竹枝词中，写下了“所到无非成瘠土”的感慨，当“层岩上越盘盘岭，碎石中开薄薄田”的景象徐徐铺展时，作为粮食官员的他，在悲天悯人中也包含了对贵州传统粗放耕作的无奈。

这些是历史上贵阳贫困的“病因”，但又何尝不是脱贫攻坚的“药引”？这也为新时期贵阳在脱贫攻坚中实施“欲致富、先修路”等“贵阳战法”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的贵阳，“穷”只是一面，另一面是“重”。贵州自有建制起，贵阳即为省会所在。贵阳地处黔地腹中，倘若于此地立一根支柱，便可将状若荷叶的全省撑立起来。贵州本是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相邻的“边角”如拼图般整合而来，历史的原因，黔西南、黔北、黔东分别受滇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影响较深，黔东南则是有着内部认同的苗侗文化区，剩下的唯有贵阳以及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的安顺，才能称为“黔中腹地”。当时的贵阳远不及安顺发达，在许多人眼里，贵阳并不具备省城的条件。《白云深处》特意绕到历史舞台背后，找到了“秤土定省会”的民间传说，这一传说讲的，即以两地的泥土轻重，来决定省会城市所在。有趣的是，清人许缵曾在《滇行纪程》也有文献佐证：“安顺府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估人云集，远胜贵阳。昔尝议立省会于此，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

贵阳沉淀千百年的历史，探究起来千头万绪。《白云深处》以“穷”与“重”为经纬推动叙事，有史料支撑却全无学究气，且善于从文学文本中拈出历史细节，举重若轻而又富于张力，同时也为接下来书写和解读贵阳脱贫攻坚的人与事、战法与价值，提供了最好的历史背景和审视维度。

这一部分，体现在“易地扶贫”“驻村”“产业”“帮扶”等章节，以及附录中的二维码“扶贫小故事”等分章中。难点在于，如何从文学的视角出发，处理显得高大上的宏大叙事，包括政策指示、举措思路、成就展示、经验总结。作者无疑作了有益的探索，简言之，即以“见人、见事”的叙述手段“见势、见智”。（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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