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與張衡

——建安文人的創作典范

2021年01月04日14:46  來源:光明日報
 

李白在《古風五十九首》中曾經寫下這樣的詩句:“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對盛唐詩人而言,建安文人是他們心目中的創作典范,建安風骨對盛唐氣象有著重要啟迪,這早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常識。那麼,對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文人群體——建安文人而言,他們的創作典范又會是誰呢?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建安文壇的創作隊伍呈現出高度的集中性,其核心成員就是三曹七子一蔡這十一人,距離他們時代最近且成就最大的作家當屬蔡邕。三曹七子中孔融生年最早,生於漢桓帝永興元年(153),此時蔡邕二十一歲,在年歲上相當於建安文人的師輩。蔡邕對漢末文壇產生過巨大影響。《蔡邕別傳》中講道:“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蔡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足見時人對其文學和德行的推崇。《三國志·王粲傳》亦載,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可以說已成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蔡邕和建安文人交往頗多,最為突出者有以下四點:其一,曹操之密友。曹丕《蔡伯喈女賦序》中說:“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其二,七子中數人之師友。孔融和蔡邕為好友,王粲是蔡邕藏書的托付者,阮瑀是蔡邕的學生。其三,蔡文姬之父。蔡文姬的《悲憤詩》是建安詩歌中重要的鴻篇巨制。其四,路粹之師。總體看來,建安文人對蔡邕普遍持一種尊崇的態度,在蔡邕身后的五十年裡,他的文學光芒如終存在。例如孔融在碑文創作上就明顯效仿蔡邕,《文心雕龍·誄碑》雲:“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採,亦其亞也。”

張衡生於漢章帝建初三年(78),對建安文人而言,他是近百年前的知名作家。建安文人對張衡也很崇敬。曹植在其《七啟序》中就稱贊枚乘《七發》、張衡《七辯》等“七”體之作是“辭各美麗”,並且寫道:“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並命王粲等並作焉。”唐鈔《文選集注》陸善經注曰:“時王粲作《七釋》、徐幹作《七諭》、楊修作《七訓》。”此外尚有劉劭《七華》,或許也是同時所作。檷衡在《吊張衡文》中更是充滿深情地寫道:“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河水有竭,君聲永流。”這篇吊文高度稱頌張衡的文才與聲名,並為他的政治遭遇而慨嘆,類似於賈誼的《吊屈原文》,檷衡也堪稱張衡的隔代知音。在文末檷衡特意強調:“余生雖后,身亦存游。士貴知己,君其勿憂。”表明自己效法學習張衡文章道德的意願,這可以說是充滿建功立業情懷的建安文人的共同心聲。

張衡和蔡邕被建安文人視為創作方面的偶像,這在曹丕《典論·論文》中有明確的表述。《典論·論文》中說:“(王)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這是現存文獻記載中首次將張衡與蔡邕並稱為“張蔡”,並將他們當成創作的標杆和典范。

關於蔡邕與張衡的關聯,《殷芸小說》中有這樣一則耐人尋味的記載:“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雲邕是衡之后身。”(《太平廣記》卷一六四引)從史實的角度看,這當然是小說家言。因為張衡卒於漢順帝劉保永和四年(139),此時蔡邕年已七歲。蔡邕被視為張衡后身,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才華相似,《文心雕龍·才略》就說過,“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張衡是東漢后期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音樂書畫之藝,方技博弈之巧”,“罔不該羅其情,原始要終”(夏侯湛《張平子碑》),在多個領域都有突出貢獻。他精通天文歷算,長期擔任太史令職位,曾著《靈憲》一書總結當時所知的天文學知識,並創制渾天儀、地動儀。蔡邕也堪稱博學多能。《后漢書·蔡邕傳》記載:“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

其二,在文學創作上,張衡和蔡邕有前后相承之處,表現出了東漢后期某種創作傾向的延續,並共同成為建安文人效法的楷模。劉躍進在《蔡邕的生平創作與漢末文風的轉變》中指出:“從文學風尚的變遷來看,東漢前期文學還多少繼承著西漢以來庄重典雅的傳承。其后,由清峻而華麗,從通脫到壯大。這種轉變,在蔡邕的《青衣賦》《述行賦》等創作中,已經表現得比較明顯。”(《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毫無疑問,這種轉變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漸變過程,而張衡在這個過程中具備起始意味。張衡《歸田賦》的出現,表明了漢賦對《詩》、騷抒情文學傳統的復歸,這一創作傾向為后來蔡邕所繼承,而至建安文學得以發揚光大。從這個意義上說,蔡邕正好是從張衡到建安的一個關鍵性的樞紐環節。

題材的拓展也從側面體現出文學的發展進程。女性題材是西漢詩賦中較少涉及的內容,蔡邕卻作《青衣賦》極力表現對一位婢女的愛慕,辭採極為艷麗,時人張超出於傳統的文學觀念,還寫了《誚青衣賦》來譏諷他。但事實上張衡在《同聲歌》中,早已有了更趨於艷體化的描寫。聯系三曹七子筆下敘寫女性的作品,例如曹植的《美女篇》等,再觀察此后的宮體詩賦,也可看出其間有隱然的承繼關系。

講求辭採、用典、對仗、聲律,追求文學形式之美,也是建安文學的重要特色。在這一點上,張衡和蔡邕同樣是他們的先導。張衡詩賦和蔡邕碑文中多用駢偶句,劉勰《文心雕龍·麗辭》對此稱道說:“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此外,張衡、蔡邕學識淵博,文中都長於用典,《文心雕龍·事類》亦雲:“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從張衡到蔡邕所代表的創作傳統,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是建安文學的重要淵源所在。六朝文人將張衡、蔡邕與三曹及七子中成就最突出的曹植、王粲並稱,形成了“張蔡曹王”的說法,將他們視為有機的文學序列。例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就夸張地說聲韻之妙“張蔡曹王,曾無先覺”。這種並稱充分反映了建安文人與張衡、蔡邕之間的內在關聯。可以說,建安文人最終也和他們的偶像一起,共同成為后世文人的偶像。(作者:張巍,系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編:陳晶晶、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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