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証詩方法平議

——以阮籍《詠懷》詩為例

2021年01月04日14:43  來源:光明日報
 

中國古典詩歌有一類詩反映歷史,隱微地表達政治態度,被稱為微言政治詩。為了探究其微言大義,產生了以史証詩的研究方法。鄧小軍先生講:“以史証詩,是考察詩人的本事、詩中的時事或歷史背景以釋証詩歌。”(《談以史証詩》,見《詩史釋証》)孟子解詩注重知人論世,受此影響,從《毛詩序》開始,以史証詩就成為解讀中國古典詩歌的重要方法,經過宋人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清人錢謙益《錢注杜詩》、倪璠《庾子山集注》、陳沆《詩比興箋》等,至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一文中提出古典字面、今典實指的注釋方法,對微言政治抒情詩的釋証達到成熟。

生活於魏晉易代之際的阮籍,長期處於司馬氏身邊,耳聞目睹了眾多政治事變,懾於司馬氏的政治高壓,不能直接表達意見,就在《詠懷》詩中委婉曲折地加以表達。因此,他的《詠懷》詩與歷史密切相關,可以稱之為微言政治詩。古人對此多有評論,清人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說:“嗣宗《詠懷》,其予奪幾可繼《春秋》之筆削。”(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三、朱嘉征《詩集廣序》卷八以《春秋》比阮籍《詠懷》詩,他們都著眼於阮籍詩歌中暗含的對時事的褒貶態度。

通過分析阮籍詩中的典故,尤其是暗指時事的“今典”,或者探究其比興藝術,對揭示《詠懷》詩中的微言大義,具有重要價值。比如《詠懷》詩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何為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指出,阮籍此詩首二句“丹心失恩澤,重徳喪所宜”,寫魏以恩澤施於司馬氏,而不能得其丹心,則“恩澤”“重德”失矣。“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魏明帝托孤於司馬懿,他臨死前的“善言”未能感動司馬懿,則“慈惠”也不易施予。“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二句,用《詩經·小雅·小弁》及《孟子》的解釋,和屈原傷悼宗室的事例,暗指曹魏摒棄宗室。末二句用《庄子·應帝王》之典,指司馬氏不知所以報恩,而反行篡弒的時事。明白了全詩主旨,則“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二句確實不是單純的景物描寫,而是用《詩經·邶風·燕燕》的典故,《鄭箋》揭示了《燕燕》的歷史背景:“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庄姜遠送之於野,作詩見己志。”州吁以臣弒君,與司馬昭所為相同,故《詠懷》詩用此典譴責司馬昭不知報恩而反行篡弒。

運用以史証詩的方法,還可以揭示出《詠懷》詩其二“二妃游江濱”、其十一“湛湛長江水”、其十六“徘徊蓬池上”、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鳥”等詩中隱藏的阮籍對政治事件的看法。

然而,並不是阮籍所有的《詠懷》詩都暗指時事,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中國詩歌的傳統為“詩言志”,詩歌以抒情為主,展示的是詩人的內心世界。蕭統編《文選》卷二十三選錄了阮籍《詠懷》詩十七首,唐人李善與五臣剛好代表了古人對阮籍《詠懷》詩解讀的兩種意見。李善注《文選》,說阮籍《詠懷》詩:“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三卷)他隻注出阮籍典故,不去揣測詩意。五臣注《文選》與李善不同,他們努力揭示阮籍的意旨,但是許多解釋流於牽強附會,為后人所詬病。比如阮籍《詠懷》詩其一“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呂向注以為孤鴻喻指賢臣孤獨在外,既未注出古典,又不指明今典。至於以鷲鳥釋翔鳥,更是出於主觀臆測,並無確實的依據,因此,所謂翔鳥比權臣司馬昭,就難以使人信服。

沿著五臣的路子繼續挖掘阮籍《詠懷》詩微言大義的還有元人劉履《選詩補注》、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陳沆《詩比興箋》、蔣師爚《詠懷詩注》、古直《阮嗣宗詩箋定本》、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以及現代學者陳伯君《阮籍集校注》、郭光《阮籍集校注》,靳極蒼《阮籍詠懷詩詳解》等,他們運用以史証詩的方法解讀阮籍《詠懷》詩,深入剖析了一些詩篇的隱微之意,但也存在牽強附會之處。真正拋開時事,從詩歌本身入手解釋詩歌的是黃侃《詠懷詩補注》。

關於以史証詩導致的弊病,黃庭堅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大雅堂記》中說:“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后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之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因為杜甫被視為忠君的典范,因此有些人解讀杜甫詩歌,完全比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認為杜詩中的人與物都有寄托,解讀詩歌變成了猜謎游戲,卞東波稱之為“過度闡釋”(《南宋詩選與宋代詩學考論》)。

錢鍾書先生認為,即使詩歌反映了歷史,詩也有著獨特的價值,他說:“也許史料裡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裡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宋詩選注》序)詩歌從歷史中進行提煉與升華,會取得史書無法達到的效果。誠如朱光潛先生所言:“詩的真實所以高於歷史的真實者,因為自然現象界是未經發掘的礦坑,文藝所創造的世界是提煉過的不存一點渣滓的赤金純鋼。”(《想象與寫實》,《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二卷)兩位先生都指出了詩歌不同於歷史的獨特性,即使反映歷史,詩歌表現得更鮮明、更具體,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形象性。

羅宗強先生評價杜甫詩時說:“以時事入詩並不是詩的‘時事’,‘詩史’並不是用詩寫的史書……一部史書,為我們提供的史料要豐富得多……歷史科學總結人類的活動規律,記錄人類歷史活動的情狀……它用的是理性的觀察、分析、判斷、概括、敘述。它提供的是對歷史的理性認識。而杜詩提供的,卻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無比豐富的畫面。”(《李杜論略》)羅先生雖然評論的是杜詩,其實具有普遍性,也適用於阮籍詩歌。作為詩歌闡釋方法中的一種,以史証詩有其適用范圍,在具體方法上,注釋典故,需要找到古典與今典的相似性,闡釋比興手法,也需知人論世,契合詩人所處環境。

偉大的詩歌,既與歷史相關,又有超越歷史的普遍性。詩歌創作的激發因素與時代有關,同時詩歌又具有一種永恆性,解釋了人性或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例如,清人馬墣對陶淵明《述酒》等有政治傾向的詩,持有一種似乎矛盾的態度,他在《陶詩本義》中引用了大量以史証詩的觀點,又說這些詩“晉宋之事在其中,又不專言晉宋也”(《陶詩本義》卷四,乾隆三十五年吳肇元與善堂刻本)。詩歌既和時代有關,又是一種歷史發展規律的概括,這樣的詩具有多義性,往往更耐人琢磨回味,相比於主旨確定的作品,藝術價值更高,具有更大的魅力。

阮籍《詠懷》需要以這樣通達的眼光來解讀,比如其二“二妃游江濱”,詩末的“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既可以作君臣理解,表達了阮籍對司馬氏陰謀篡位的不滿,也可以看作夫妻、朋友之間最終背棄,反映了阮籍對人世間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的感慨。其三十一“駕言發魏都”,以古諷今,借戰國魏的滅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敗,驕奢淫逸導致亡國何嘗不是一種歷史規律。總之,解讀阮籍《詠懷》詩,既需要知人論世,深入歷史,解釋阮籍隱微的政治態度,同時也需要跳出歷史,從詩歌本身出發,認識到詩歌反映的是一種歷史規律或人性本質。這樣才能認識阮籍《詠懷》詩的價值,欣賞《詠懷》詩的魅力。(作者:張建偉,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責編:陳晶晶、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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