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2021年01月04日14:42  來源:光明日報
 

我們今天談論陶淵明,每每簡單地將其視為隱士。其實,陶淵明的底色,並不是一位隱者。從他少年時代的“猛志逸四海”(《雜詩》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其十),“大濟於蒼生”的濟世熱情,貫穿陶淵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奮斗目標,並希望在社會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青年時代的陶淵明也是這樣。詩人“總角聞道”(《榮木》),少年“游好在六經”,植根於儒家學術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於道”(《論語·裡仁》)。他在《雜詩》中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抒發了他輔佐明君、立業興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濟民的用世思想。其壯志凌雲,不失俠客豪氣。“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渴望建功立業,英雄情懷躍然筆墨之間。

二十九歲這年,陶淵明入仕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懷抱著“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的美好願景,秉持著“大濟於蒼生”的理想,開始實現其濟世的猛志。然而,官場不同於田園,初涉官場的體驗給他的美好理想潑了一身涼水,於時急轉身退。《宋書》等記載的原因是“不堪吏職”,隻得“少日自解歸”,他受不了官場的種種束縛和折磨。而其中緣故,陶淵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飲酒》其十九:“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委婉含蓄地透露當時自己的心跡。

初仕的碰壁,讓詩人不禁猶豫起來。但他的政治熱情和理想並沒有消退,而且對未來充滿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現,一晃六年過去了。正躊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當時的顯赫人物——桓玄的軍幕。很明顯,詩人將這次入仕作為見識社會、體察仕途的好機會。在此期間,東晉政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桓玄與司馬元顯兩大權臣之間你死我活的厮殺,全然不顧國家大局,陶淵明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願望再次落空了。統治集團上層人物所關心的不是救民於水火,勵精圖治,而是個人的私利。陶淵明借詩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雖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業,但既然不能像寧戚那樣干祿求官,那就再回歸田園吧。正當猶豫之際,他母親去世了,就借此名義回到故鄉。

再仕失敗,陶淵明確實對官場有點冷漠和厭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詩中流露出閑適生活的自得與愜意。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陶淵明濟世的熱情不減。其詩雲:“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在看到自己收獲勞動成果的同時,不禁對世道表示憂慮。所以,當守喪期滿,年近不惑之時,他積極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發出來,《停雲》《時運》《榮木》等系列詩歌,充分抒發了他這時期飽滿的政治熱情。在《榮木》詩中,他以榮木喻人生短促,認為“晨耀其華,夕已喪之”,“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裡雖遙,敦敢不至”。時不待人,功業未就,經權衡比較,於是選中了當時以整頓朝綱面貌而活躍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劉裕。劉裕此時被擁為都督八州軍事的鎮軍將軍,陶淵明便出仕做了鎮軍將軍參軍。

陶淵明先后出仕桓玄、劉裕,都是抱著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陶淵明)選擇了東晉政府最動蕩的時候,又選擇了最足影響東晉政局的兩個軍府,這說明他還是關注於政治,並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但是劉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陰懷篡逆。嚴酷的政治現實使陶淵明認清了劉裕的偽善面目,其正當熾熱的政治熱情,猶如熊熊烈火被潑了幾瓢涼水,他隻得在濁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夠有所作為,但他在這污濁的官道中,開始對年輕時的抱負頗有些懷疑,感到內心矛盾極了。世道雖與他相違,但真要隱居不出,實也有悖於自己最初的理想與壯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運的安排。

因此陶淵明旋即出仕為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劉敬宣為東晉名將劉牢之子,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其地位可與劉裕相抗衡。可就是這位功勛赫赫的將軍,卻遭人無端排擠,不得不借安帝復位之際“自表解職”,不得善終。這一事件對陶淵明觸動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劉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體會到若想建功立業,欲“大濟於蒼生”,是何其艱難!身居高位、功勛赫赫的劉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結局,更何況一名小小的參軍呢?陶淵明想到自己雖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卻依然無法施展。他認識到正直的人不僅受謗,而且隨時有墜入“密網”而喪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與己頗不相容,昔日的凌雲壯志很難實現了。隨著劉敬宣的解職,陶淵明也回到了故鄉。這一次入仕本是帶著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與隱的分水嶺。從這以后,他入仕的政治熱情明顯弱化了,再也沒有猛烈迸發過。

最后一次出任彭澤令,並非出自本心,而是為公田種秫而“足以為酒”去的。《歸去來兮辭》說:“彭澤去家百裡,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剛上任不久,從“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再加上督郵的到來,使他積於胸中多年來政治抱負未遂的憤怒與痛苦,徹底爆發而出,“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裡小兒”。這既是給官場的訣別書,也是對五次入仕理想的總結。以前抱定“大濟於蒼生”的政治理想,他認為“邦有道”而出仕﹔現在欲作賢臣而無路、欲有為而不能的情況下,他隻能退而“獨善其身”,“守拙歸園田”。

雖然歸隱田園,但還在眼觀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渦。歸田園初期,陶淵明在“放歡一遇,既醉還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歡愉園田之樂。但五十歲(五十而知天命)的到來,壯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嘆:“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雜詩》)。這種憂思隨著他年齡的增長,疾患的病重,而不斷加劇。尤其與當時政局聯系起來,這種情感更為鮮明。嚴酷的政治形勢使他對抱負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堅隱不仕。

在陶淵明五十六歲時,晉、宋易代,詩人心情又發生了很大改變,內心充滿了憤懣,他把這股憤懣之情化成了《詠荊軻》《讀山海經》等充滿豪情斗志的詩篇。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但陶淵明深知自己無力扭轉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負完完全全破滅了。為了躲避現實,他在耕種、讀書中尋求慰藉。“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其一)

幾十年的坎坷經歷,對人生不斷的思索,生活的實踐,特別是長期與勞動人民躬耕一處,激發了他那敏銳的思維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華。在他的思想裡產生了一個超脫於“小國寡民”又不同於“大同”社會的“桃源”世界。可以說,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華與頂峰,是他不斷對人生、對社會思索和實踐的結晶。也正因為他已不為世俗所累,因而他對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處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體同山阿”(《挽歌詩》)與“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達爽朗與自歌自吟中,他將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巔峰。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四十一歲歸隱,其一生重要的經歷,大體都是參照孔子的人生設定來踐行的,體現了他作為一介儒生堅定的人生奮斗目標:“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感士不遇賦》)這是陶淵明的底色。(作者:鐘書林,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編:陳晶晶、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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