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時代荒政背后的疑商心態

2020年11月16日10:22  來源:光明日報
 

如果說中國清代形成了一套以蠲免、賑濟、調粟、借貸、除害、安輯、撫恤為主要內容的連貫而完備的荒政體系,法國路易十四時代(1661-1715年)的荒政則重在對谷物商人的監控和對谷物交易的管制。這一時期的谷物管制法令規定:從事谷物貿易的人必須向司法機關登記姓名和住所﹔谷物隻能在公共市場出售,並優先滿足普通消費者的需求﹔嚴禁貴族、官員、包稅人等從事谷物貿易,要求農民把收獲的谷物運到臨近市場出售﹔禁止谷物商人結成協會,違者沒收谷物,處以重罰﹔要求谷物商人隻能在城市周圍一定區域之外收購谷物,盡可能把市場上的糧食留給市民和面包師。飢荒時期,政府會重申這套谷物管制規章,並採取種種措施探查商人的谷倉,防止他們私藏谷物。

這一時期,從官員到民眾,均把飢荒歸咎到商人身上。1693年飢荒暴發時,國王在公文中說,這不是氣候的錯,是壟斷者的錯。1693年3月2日,裡昂總督德貝呂勒給財政總監寫信:“裡昂城已經8天沒有供給了……如果谷價上漲的話,這是囤積的結果。”同年9月16日,奧弗涅總督達布萊熱給財政總監寫信:“飢荒的主要原因就是囤積谷物的人捂著不放,待價而沽。”民眾把谷物商人當做“囤積居奇者”,飢荒一出現,他們就跑到碼頭和道路上,攔截運輸谷物的車輛,聲稱“應該首先滿足谷物生產地的需求……法國長期以來遭受不幸的原因是谷物流通在王國內部不受限制”。就連部分谷物商人也持這種看法。1708年9月7日,索恩河畔沙隆的小麥商人蘇蒂鬆給財政總監寫信說,小麥價格上漲到每公擔10鋰,而平時每公擔3鋰,這是飢荒暴發的前兆。他認為,這一切與商人和資產者的壟斷有關。

法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商人壟斷的擔憂,筆者稱之為“疑商心態”。它無意識地支配著人們對飢荒的判斷和認識,影響了各級官員應對飢荒的方式。福柯指出,這是一種從人性之惡的角度探究食物短缺原因的方式,認為人性的貪婪和賺錢的欲望勢必導致囤積居奇。疑商心態的兩個源頭是羅馬法和基督教。亞裡士多德首創“壟斷”一詞,並指出壟斷行為是“不自然的”,應予以否定。羅馬人繼承了這種觀點,在羅馬法中,反壟斷是重要內容,規定任何壟斷和哄抬物價的行為都是違法的。基督教亦對商人持有負面看法,《聖經》中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早期教父們提出了一套否定和限制商業活動的主張,他們認為商業活動以貪婪為基礎,常常借助不道德手段,因此要嚴禁商人掌控生活必需品。

由於5世紀末克洛維皈依了基督教,限制商人壟斷的做法很早就進入了法國政府的決策。806年暴發大飢荒,查理曼不再像以前那樣認為是魔鬼掠奪了收成,而是嚴懲通過不正當手段囤積谷物的行為。13世紀,以大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經院哲學家極力宣揚早期基督教教父們限制商人的觀點,政府也出台政策防止商人壟斷。1304年,法國國王美男子菲利普為了應對飢荒,要求巴黎市長去王國各個城市調查谷物儲備情況,勒令把剩余的谷物帶到最近的集市出售,嚴禁谷物商人倒賣谷物。15世紀末以來,羅馬法在法國全面傳播,法國官員們從羅馬法中搜羅限制商人壟斷的內容,並在1567年2月4日頒布了法國歷史上第一套完善的谷物管制法規。

在近代早期,疑商逐漸成為法國社會的集體心態。這主要是因為,伴隨著以王權為中心的領土兼並過程,社會各階層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即法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土地肥沃,糧產豐盛。一旦有飢荒,人們往往認為儲存的谷物沒有用盡,商人的貪婪和壟斷是罪魁禍首。這一時期,隨著亞裡士多德主義的復活,原本意指城邦秩序的“管制”觀念流行起來。在法國,隨著絕對君主制的發展,“管制”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程度的標尺。當人們說起“一個管制良好的國家”時,便是指這個國家實行合乎道德的管理,生活方式文雅,秩序井然,社會和諧。而谷物管制對維護國家穩定至關重要。路易十四時期絕對王權理論的塑造者波舒哀指出,飢饉在羅馬、君士坦丁堡和中國曾引發騷動,統治者的權力受到挑戰,社會連續性被打斷,國王隻有保証臣民的生計,才能維護社會穩定,才能對臣民提出權利要求。因此,維護王權成為路易十四時代的官員們打壓商人壟斷、維護谷物供給的現實動因。在財政總監與總督的通信中常常出現這樣的話:“考慮周到的預防措施,阻止商人犯罪,要用最嚴厲的刑罰鎮壓他們。谷物管制對維護公共秩序最珍貴,也最重要。”疑商心態就這樣滲透進了路易十四時代的荒政中。

路易十四時代后期,由於財政窘困和鄉村衰敗,谷物管制政策受到布瓦吉爾貝爾、費奈隆和沃邦等人的批判,他們認為根源不在於商人壟斷,而在於小麥價格的低廉。18世紀50年代,魁奈通過對農業活動的分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創立了重農學派,指出隻有放開管制,允許谷物出口,抬高谷物價格,才能使農民從豐收中獲利,提高種植的積極性。18世紀六七十年代,財政總監貝丹、拉韋爾迪、杜爾哥在重農學派的影響下,先后推進谷物貿易自由化改革,逐步廢除谷物管制。但在推行過程中,極端氣候事件造成谷物歉收、價格上漲,引發食物騷亂。危機之時,疑商心態又露出水面,很多官員亮出自己一開始掩藏起來的立場,宣稱自由化法令為商人壟斷提供了機會,主張回歸谷物管制體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疑商心態甚至發展為“飢荒陰謀論”。1768年秋天,騷亂群眾張貼在牆上的布告寫道:“我們不能把面包昂貴歸咎為戰爭,也不能歸咎為飢荒。我們根本沒有國王,因為國王是谷物商人。”同年7月,巴黎一位叫普雷沃的教士代理律師無意中發現了拉韋爾迪政府與商人馬利塞簽訂的協議,便認定找到了“谷物壟斷”存在的証據,認為自路易十四時代以來,大臣以國王的名義組成一個秘密聯盟從事谷物壟斷,飢荒和缺糧“都是由這些大規模壟斷造成的”。從王公貴族、大臣、法官、文人到平民百姓,都對“飢荒陰謀”信以為真,相關記述見諸貴族或資產階級的日記、不同層級的行政通信以及高等法院的文件中。而且,在革命醞釀和發展的過程中,“飢荒陰謀”言論不斷升級,成為批判王權專制主義的素材,包括國王和官員在內的谷物壟斷者作為人民之敵、人類之敵,被置於民族和公共利益的對立面。

法國舊制度時期所具有的疑商心態表明,心態是一種長時段的、相對穩定的心理結構,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形塑著人們的思想和情感。疑商心態在舊制度末期轉變為“飢荒陰謀論”,發展成反專制主義話語,又說明它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會發生變異。因此,在心態史研究中,我們既需要把握心態在較長的歷史時段內表現出的較為穩固的特征,分析這種慣性存在的原因,也需要探察在外部或內部力量的沖擊下心態的演變軌跡。

(作者:周立紅,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責編:陳晶晶、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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