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態史的發展及其時代意蘊

2020年11月16日10:21  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

作為史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新方法,心態史將人們的價值觀念、精神活動等納入研究范圍,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視角,有助於全面深刻地揭示人類歷史的整體風貌。心態史研究不僅包括歷史上人們對當時社會現實直接的認知和情感反應,而且包括心態對社會歷史事件以及社會政策所產生的影響。本期刊發的三篇文章,分別闡述心態史的發展及其時代意蘊、近代早期法國社會中的疑商心態以及1918大流感對民眾社會心態的影響,反映了近期心態史研究的新動態。

心態史發端於20世紀早期的法國,經過年鑒學派第三代學者的努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得到弘揚。心態史探討的主要是普羅大眾的日常行為和心理活動,例如人們對待日常生活的情感和態度等。與關注宮廷社會、精英人物的傳統文化史不同,心態史側重集體的態度,認可大眾文化及其能動作用,體現了總體史理念和人類心靈實踐之間的張力。

一般認為,心態史的奠基者是法國年鑒學派史家呂西安·費弗爾,他較早使用“心態”一詞來討論知識和科學的演進,為心態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16世紀的不信教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一書中,費弗爾闡述了心態工具及其作用。他指出,每一種文明在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心態工具,而且“這些心態工具會產生變革、反轉和重大變形,也會得到改進,變得更豐富,誘發新的復雜情形”。他認為,不同文明在思維方式上各有差異﹔心態依賴於某個特定時代的物質基礎和概念范疇﹔心態工具並非呈線性發展。在費弗爾看來,拉伯雷及其同時代人表面上與我們相似,實則在心態上迥異於我們,因為16世紀的人沒法完全擺脫當時的思想框架。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費弗爾還將心態史與情感史關聯起來,探索人類對其所處環境的情感反應。費弗爾注重從個體推及總體,認為心態史是一部人類應對變化的經驗史。

心態史的另一代表人物馬克·布洛赫與費弗爾一樣,也利用心態概念,對抗實証主義史學注重政治的做法。但是,布洛赫側重於借鑒社會學資源,從總體的角度討論一個時期的民眾心態。布洛赫通過研究1340年以后英法兩國國王治愈瘰疬病的神力,分析民眾對國王神力的信仰及其成因。他試圖利用比較的方法揭示大眾對神聖國王、神跡和禮儀的基本心態,表明集體想象的力量。在《封建社會》一書中,布洛赫討論了這一時期人們的“生活狀況和心態”,以及當時的家庭紐帶和親屬關系。布洛赫提到,流行病、飢荒和對超自然的敏感導致了封建時代的狂躁症。黑死病導致很多精通拉丁語的教師死亡,與此同時,印刷術的普及推動了俗語方言(如英語、德語)的廣泛使用,許多人得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從而為民族主義的興起鋪平了道路。實際上,瘟疫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歐洲中世紀的精神和文化,為許多重要的政治變革和民族認同奠定了基礎。布洛赫將落腳點放在民族的早期發展上,認為共同情感或心態而非一些德國同行所認為的種族或語言界定了民族。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后,羅貝爾·芒德魯、米歇爾·伏維爾、讓·德呂莫等法國歷史學家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描述人們對兒童、家庭、恐懼、節日、死亡的態度,拓展了心態史研究的范圍。“心態史”一詞便由研究16世紀的專家芒德魯提出。芒德魯認為,心態史將遺囑、教區登記簿、法庭審訊錄納入歷史學家的視野,擴大了史料的范圍。一般而言,社會和經濟發展較快,集體心態的變化較慢。因此,芒德魯在《近代法國導論》一書中主張將心態放到長時段中加以考察,他也並不否定地理、氣候、飲食和社會關系對心態的影響。在《意識形態和心態》一書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米歇爾·伏維爾則認為,心態不是僵化的意識形態,它擁有比意識形態更廣泛的含義﹔心態包括“真實表達集體品格的經久回憶、珍貴的生活認同、嚴格又深刻的結構”。天主教史專家德呂莫的專長在於對恐懼的研究。在談及14至18世紀歐洲的“恐懼氛圍”時,他認為這種氛圍是飢荒、瘟疫、戰爭和宗教動蕩的產物。德呂莫試圖消解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立,認為諸如恐懼這類心態普遍存在於近代西方社會各個階層。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心態史研究更注重利用圖像資料和計量方法。

對集體心態的興趣,還擴散到了法國之外的國家。各國研究者在研究主題、文獻運用與寫作風格上有所不同。例如,意大利微觀史家卡洛·金茲伯格提到,他對心態的興趣受到了馬克·布洛赫的啟發。不過,金茲伯格對法庭審判中法官和當事方表現的情感、非理性,尤其是“某種特定世界觀中的惰性、模糊和無意識因素”更感興趣。美國的文藝復興研究專家格林布拉特選擇不關注底層民眾的“認同形成”,而是關注某些重要人物和場景的文本,因為它們更有利地表現了“人類日常面對的物質需要和社會壓力”。

近十多年來,“人類世”“后人文主義”等概念的流行,有利於心態史的重構。“人類世”將人類置於自然和歷史之中,而“后人文主義”討論人與非人,包括動物、物質、環境的關系,突出了非人類的能動性。人類不僅塑造自然環境、動物、食物、物品,同時也被它們塑造。這時,討論心態便不限於對心理和社會層面的探索,還要理解思想、行為的自然印記,其中,人與地球、高山、河流、動物、植物的關系就是當前心態史的熱門議題。例如,英國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出版社出版的雜志《后中世紀》在2011年“動物轉向”專號中提及,“人和動物之間的區分過於刻板”,強調動物也擁有心智。這種新的心態史融合了地質、生物、文化維度,將人類看作是生物形態中的一個特殊種類,有助於心態概念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束縛。

心態史的興起和拓展,既是傳統史學延續的結果,又是現實促動的產物。事實上,發端於20世紀早期的心態史繼承了19世紀的研究路數。19世紀后期發生的歷史事件,尤其是普法戰爭中法國的失敗,促使許多歷史學家探討普魯士勝利的原因。19世紀的歷史學明顯烙上了民族國家建構的印跡。當時的歷史作品沒有出現“心態”一詞,但是體現了群體心理學的視角,從而有利於心態史的興起和流行。

現實促動包括學術和社會環境兩個方面。學術上,法國人類學家呂西安·列維—布留爾較早帶著西方優越論的筆調,區分出“原始心態”和“科學心態”,認為前者是神秘的、前邏輯的,而后者則遵循邏輯法則。費弗爾、布洛赫借鑒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方法,關注在宗教、權力籠罩下被忽視的歐洲社會群體。一戰、二戰是心態史研究者的思考框架。他們親歷了理性遭到重創的場景,從而選擇將歐洲中世紀或近代早期普通民眾的心態當作研究對象,為現實找到一種參照。例如,費弗爾通過研究宗教改革來尋找一個不可分割的歐洲,駁斥了20世紀30年代德國提出的口號——“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上帝”。布洛赫對集體心態的研究,既追溯了法蘭西民族的起源,又回應了20世紀早期法國的移民潮。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見証了人口多元化、家庭變革和女性運動,為心態史的拓展提供了背景。這一時期的技術發展,也推動史學家從計量的角度分析心態。1968年之后,這些歷史學家專注研究歐洲中世紀或近代早期某個地區的心態,目的在於找到歷史的延續。近十幾年來,隨著對動物權利、科技發展、自然環境認知的加深,歐洲中世紀以來那種以人的價值、需求和觀念為至高目標的人文主義逐漸讓位於后人文主義,這種后人文主義有助於反觀人類的行為和心態。

一些學者批評心態史,懷疑某個社會中個體心態的統一性或相似性。心態史研究者認為相似性是解釋項,可以用來解釋其他現象,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相似性應該是待解釋項。例如,英國科學史家杰弗裡·勞埃德就呼吁運用比較方法,關注思想或信仰中的差異,而非相似性。還有一些人認為,心態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作為年鑒學派的內部人士,安德烈·比爾吉埃承認,心態在解釋金融動蕩、政治變化乃至科技革新時扮演著中心作用,但是“它不那麼准確,也不那麼包容,因此,應該多考慮普遍心態在關聯社會世界、促進變化時的復雜性”。其實,心態史家選擇研究“以獨特歷史形式出現的普遍問題”,是考慮了個體心理與集體心態之間的辯証張力。他們選擇討論兒童、家庭、虔誠、恐懼等議題,是權衡學術史、現實情境和個人研究興趣之后的結果。

總而言之,心態史探討大眾的思想、情感和態度及其變化。集體心態是個體言行的框架和理由,又是個體行動的產物。換句話說,研究某個社會的心態發展史,有助於了解一個時代的統一性,以及個體在該時代中扮演的能動作用。心態史家抱著總體史的雄心,結合社會科學的方法追尋歷史的潛在模式,討論人類及其實踐與社會環境之間的辯証關系,從而深化了傳統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路數,豐富了歷史研究的主題。了解與研究心態史中的這些主題,有利於我們解釋歷史上人類的思想和行為及其內在復雜性,同時有利於預見人類行動的可能方向。(作者:賴國棟,系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責編:陳晶晶、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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