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部《四库全书》，属文澜阁本的命运最为多舛，也最为传奇。回望历史，文澜阁《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册典籍曾因战事等原因几经转移，最终回到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图书馆。在文澜阁本西迁的过程中，它与贵州有一段历史渊源。

这段故事要从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金鳌山（亦名文澜山）地母文萃景区说起。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战时大后方”贵阳存藏六年又八月，其间经历三次转移，终归“战时书库”地母洞秘藏五年零八个月……

一、聚书

七部《四库全书》，文澜阁本的命运最为多舛，也最为传奇。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皇帝采纳臣言，颁诏辑佚库书、广征天下遗书，开纂我国古代卷帙最为浩大的丛书，以“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丛书汇集当时三百六十名学者大儒编撰、三千八百人缮写，历十四年编成，因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丛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余种，计三万六千多册、七万九千余卷，总字数近八亿，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涉猎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问领域，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被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

建省也晚、僻在天末的贵州未能献书一部，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称“黔省夙号荒徼，人文卑陋”，无书可献。但四库中有黔人身影。安顺陈法所著《易笺》八卷，为黔地唯一入选者，由山东巡抚采进；铜仁徐如澍任武英殿四库馆分校、编修，参编《四库全书》；广顺刘清誊录《四库全书》七载。

四库书成，先后缮写七部，分藏南北，并效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建造了七座专门存放《四库全书》之阁楼，史称“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为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即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晚清时期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战火四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源阁本全毁；太平军兴，“南三阁”中文汇阁、文宗阁悉数被毁；杭州文澜阁“阁圮书散”，幸赖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残篇八千六百八十九册，不足总数的四分之一；后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搜觅精善之本进行补抄，抄书二万六千余册。民国年间，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补抄工作，称之为“乙卯补抄”，浙江海宁籍著名学者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三次补抄，历四十七年，劫后重生的文澜阁本具备了独特的文献版本价值：从数量上看，四万二千五百五十九册的总数较原颁的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册多出近六千册；内容上看，弥补了原本中漏抄的部分，一部分还恢复了朝廷对原文篡改的部分，成为集结浙江几代学人心力的 “百衲本”。至此，库书得以复全。光绪年间，文澜阁楼亦得以重建。库书与阁楼终得破镜重圆。

黔人、“西南巨儒”莫友芝病逝在寻找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舟中。湘军统帅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出任两江总督，驻金陵，聘举家迁居金陵的莫友芝为金陵书局总校勘，并委其往扬州、镇江访书。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865年2月16日）莫氏《郘亭日记》载：“奉使相札，命往扬州、镇江一带搜求乾隆间颁存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散失零星之本，恭藏以待补缮。”出发前，莫氏已听闻“镇江之阁在金山寺者系为灰烬，唯扬州一阁经乱分散于民间市肆，或犹有一二可寻也”。虽如此，仍于同年三月十四日泊舟镇江金山下，见“此山殿宇、行宫、书阁、经藏被焚一空”；三月十八日始抵扬州，访扬州文汇阁经管之人、访民间书肆，“遍搜城中书肆，乃一无所获，甚不可解。”莫氏写于五月十四日的《探访镇江、扬州两阁四库全书>上曾国藩书》，陈述其访书经历及线索，并“拟俟秋间，更历两郡，仔细搜访一番，随遇掇拾，不限多少，仍交运使恭弆，以待将来补缮”。同治十年（1871年）秋，莫友芝再次前往扬州、镇江等地搜访《四库全书》。在由扬州至兴化途中医药不治，遂于九月十四日末时卒于舟中，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曾国藩亲笔书写了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

同治六年（1867年），莫友芝往浙江一带访书，曾在杭州与丁申、丁丙等藏书家相谈甚欢，并为丁氏兄弟题《书库抱残图》五字篆书。落款为：“同治丁卯九秋，为丁君竹舟、松生昆仲作 友芝”同治丁卯即一八六七年，竹舟、松生为丁氏兄弟字。原件现藏杭州博物馆藏。“南三阁”因兵隳而毁散，为“南三阁”而奔走的先贤却因此相逢。

二、护书

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阁书”）为“南三阁”唯一幸存者，在不同时段装载于不同的书箱中：乾隆年间颁书，库书封于统一的楠木书盒中；光绪年间重修文澜阁楼，制黑色木质存书柜，双开门结构，门上有“文澜阁尊藏，钦定四库全书”鎏金字样，人力难于搬动。另有大大小小、形状并不规则的木箱若干，木料也不统一，这是抗战时期的库书书箱。

民国初年，阁书迁至比邻的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妥善保存，阁与书始分为两地。劫后重生不足百年的文澜阁本，行将遭遇另一场战火。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日寇铁蹄逼近，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字叔谅）先生着手准备阁书迁徙事宜，阁书保管员毛春翔先生始终其事，其在一九四七年所撰《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中，详述阁书播迁始末：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倭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未几，沪杭线，时有敌机肆扰，馆长陈叔谅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七月末，情势日益恶劣，乃决定迁运日期及地点。日期，定于八月四日。地点，决定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宅……八月一日，全馆职员麕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三日深夜装竣。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共二百廿八箱。四日晨阁书立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余奉命随书出发，负保管之责。五日午刻，抵达鱼山。

富阳鱼山与省垣杭州仅隔一条富春江。一九三七年十月，敌机轰炸杭州日益剧烈，“鱼山可闻爆炸声”“鱼山安全顿成问题，乃再议迁建德”。二百余箱书，一夜搬运上船，越桐庐、至俞赵，因船重水急，无法前行。彼时，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已于十一月十五日到达建德。于是商请急派大卡车一辆，将阁书分批陆运至建德。十二月，书抵建德。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沦陷，建德震动。一九三八年一月起，阁书再次装箱启程，经金华抵龙泉，至二月事竣。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遣九人从上海赶赴杭州，追寻文澜阁《四库全书》下落，此时阁书已到浙江龙泉——这一细节载于日本学者松本刚《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浙图馆长陈训慈先生的《运书日记》以及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的《竺可桢日记》，记载了二人与浙省、教育部商议阁书迁往内地、黔省事。浙江省政府意见为在浙省内妥藏。期间几经博弈。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载：“至三月初，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教授来浙，商运阁书去贵阳保存。意谓西南僻远，战事不至波及，迁书斯土，可高枕无忧，浙人士亦以为然。”三月十八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咨文交通部，请交通部电令浙赣、粤汉路局免费拨车装运《四库全书》。咨文内容如下：“查浙江省立图书馆原藏《四库全书》，为国内孤本，至可宝贵。现业已运至浙江玉山，亟须经由浙赣、粤汉等路运至长沙。除饬浙江大学派员接洽，妥慎押运外，相应咨请……”

《竺可桢日记》三月二十五日记载：“叔谅来，知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日内可由龙泉起运赴湘。”三月二十七日，阁书自龙泉出发，经福建浦城，再折回浙江江山，又从江山入江西，约于四月十四日运抵长沙。在长沙稍作停留，阁书于四月二十五日从长沙出发，经湘北、湘西入黔，至四月三十日深夜运抵目的地黔省省垣贵阳。书抵贵阳，著名学者张宗祥赋《陈叔谅来》一诗以赠：“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护书心血债全愿，历劫飘湘发奇香。”

三、藏书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庋藏贵州，凡六年零八个月。按教育部指令，阁书先寄藏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内。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馆长蓝端禄在给贵州省教育厅的《呈报浙江省立图书馆寄存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单》呈文中云：“……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业于四月三十日由教育部所派代表李絜非及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会同监运抵筑，并指定寄存本馆……馆长当即镇[缜] 密布置馆内妥善地处暂为储藏，并指派馆员会同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諴逐日开箱清理，计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钞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三千六百四十七部、四万二千五百三十六册。细目详列附呈之书目单内。清理后并饬馆员与史君当面加封封存。……”

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由棉花街旧粮道署修缮改造而来，面积狭小，房屋结构也不合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贵州省政府及教育厅训令贵州省立图书馆绘具图样及预算，另建坚实书库，以装储阁书。五月二十七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呈送《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各一份。但战时全国吃紧，贵州财力无多，另建书库之议遂告搁置。九月，省教育厅垫资购得张家祠堂作为藏书地。

张家祠堂在威清门外侧，有大小房屋数十间，此前用于存放弹药之用，房屋的质量与数量颇符合藏书需求。稍加修缮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阁书迁藏于张家祠堂，夏定域先生奉命前往保管。

贵阳僻处万山之中，加之又是抗战大后方，大家以为阁书就此安全了。孰料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十八架敌机袭击贵阳，城中心最繁华的大十字、小十字毁于一旦，离城中心两公里处的张家祠堂虽幸免于难，然终究离城太近，敌机难免再来，阁书安全终属可虑。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贵阳北郊的地母洞可用。经实地考察，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阁书迁往地母洞存放。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在兰端禄馆长的陪同下，前往查勘地母洞地形及阁书保管情形。他写道：“洞在贵阳城北十二里，位旧筑渝官道右侧一山腰中，西南向，山作尖锥形，洞身距山顶约五六十丈，洞口涧四丈，高亦如之，系一天然洞，洞内多有石钟乳下垂，洞积约十一二方丈，略作方形，近底处地势稍低。左右侧各有套洞，左侧之洞略高，现为贵州省立图书馆所派之馆工二人寝所；右侧之洞，原为炊爨之所，现已迁去。洞口外筑有半环形土垣，高约及丈，右侧辟门。垣外筑有草屋三间，由夏保管员、县府所派警士二名及住洞内之女尼，分别居住。……洞口开涧，洞身外露，面积亦大，又系西向，整个下午，能浴日光，实至难得，尚合藏书条件。更以山顶石厚，距城又远，空袭威胁，似无可虑。”“洞内筑有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之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铺有厚约尺许之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如台之式略广，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书箱现均置木板上，尽属平放……书箱封条有‘贵州省立图书馆封’字样，盖有经晒人私章。”昔日地母洞藏书之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贵州“天无三日晴”，防潮、晒书为库书保管重中之重。阁书藏于地母洞期间，各方不断改善库书存储条件。通过《四库全书改善设备计划》《临时费预算表》及《估价单》等档案，可详细看到当时周密而科学的改善措施。档案显示：书库改善设备后，“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

查阅档案可知，为有效地除潮，还专门制定了晾晒库书的具体操作流程，每箱书必须经过清点、开箱、装箱、晾晒、捆扎等程序，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用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再加钉钉固封箱。因晾晒库书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库书进行晾晒除潮成为必须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后，又于春季加晒一次，形成春秋两次晒书的惯例。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是为“黔南事变”，省城震动。教育部委国立中央图书馆派车前来贵阳转运库书。十二月六日，库书保管员毛春翔及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阁书由地母洞运至张家祠堂集中，八日，装箱起运，迁移至重庆青木关。

四、用书

书在藏，更在于用。黔地文献流传至今者，始于明代，明以前既稀少且不获存。这使得历史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让“贵州”成为“贵州史”，成为历代贵州学人的心愿。阁书在黔，是贵州学人用书的良机，亦是提高西南文化的契机。

一九一九年，任可澄主持新修民国版《贵州通志》，以弥补旧版通志年久失修、疏漏过甚的缺点。该通志至一九四八年印成，历经三十年之久，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征集。当文澜阁本库书西迁来筑，诸位修纂人员自然想到辑纂《四库全书》有关贵州的资料。

李独清先生奉命前往地母洞抄录。其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 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纪事四首》，其中一首云：“将见杭城陷，潜师倭又回。山川惊鼓角，文物化烟埃。秘笈安全徙，边陲捆载来。筑垣地母洞，不待斧斤开。黔中文献少，如遇馈贫粮。脉望摊书出，隃麋隔砚香。土官抄底簿，鄨邑辨何方。破晓飞驰至，逃空地亦良。”对文献典籍的渴望之情溢于言表。详细抄书经过，李独清先生在《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所蓄甚详：“浙江图书馆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贵阳地母洞，教育部有邀请各大学派人校勘是书之意，馆中同人以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府转教育部将趁校勘之便，录抄有关贵州史料，馆中委托我到地母洞翻阅文澜阁库书，将其中涉及黔中的资料抄出。我乃偕书手二人，自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历时年余抄完。”完毕后，李先生曾将这批资料编排为八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可惜因经费困难无从付印，又遇战乱，材料多数散佚。但这些资料仍发挥了重大作用，修正了通志中所记载的某些不实材料，填补了贵州不少史料空白。

一九四二年九月，国立贵州大学不过数月，首任校长张廷休向教育部呈文：“文澜阁《四库全书》内移贵阳，此在原省实为千载难逢之盛世。请求就近传抄一部，留庋贵州广为传布。”呈文获批。为做好传抄工作，国立贵州大学特推举了柳翼谋、崔苹村、全受仲三位先生拟定传抄计划、办法、选书标准和书目。一九四三年，国立贵州大学制定《选钞文澜阁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选抄书目一〇三种三千九百九十九卷。贵州大学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卷一八〇 “修建四库全书保管员工住宅清册”，载有教育部训令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派员与浙江省国立图书馆商讨“传抄四库全书珍本”事宜，并在地母洞外建设茅屋以为保管员住所及传抄四库全书之处所。为此，贵州大学及保管员毛春翔，一起拟定搬迁、建库、传抄计划，教育部拨款八万五千元来完成此项计划。计划未及施行，库书运往重庆，抄书之事未成。

抗战胜利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归宿有三：一、返回杭州。当初从杭州迁来，理所应当完璧归浙；二、迁往南京。南京是国民政府首府，库书前往可为南京文化中心地位增重；三、留在贵州。西南地区文化发展滞后，贵州又为西南五省的交通枢纽。留贵州，可以带动西南文化的发展。书留何处？教育部专员前去拜访张宗祥先生。张先生说：“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是国民政府从前清接收而来，属于公物，任凭政府处置；但在补抄文澜阁本库书时，费用全部出在浙江，可以说该书是浙江父老的公物。要问该书的归属，当问问浙江人的意见。”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文澜阁《四库全书》返迁杭州。

五、续书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秘藏贵阳之事实属机密，知之者本已甚少，加之岁月更迭，这段历史几乎淹没不传。即便是学界，在叙述文澜阁本历史时，对秘藏贵阳期间的史实着墨无多，且在相关事件、内容、时间点等方面存在舛误甚至误读。

但文澜阁本与贵州的故事并未结束。2011年，贵阳市顺海国有林场场长廖月生在打造鹿冲关森林公园时，在突出自然园林的“容颜”之际，不忘挖掘园区的人文“灵魂”。搜寻先辈在鹿冲关留下的文脉时，他得知了地母洞藏书的往事，并酝酿出了一套围绕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地母洞的建筑展示方案，唯独苦于没有更多的文献作支撑。直至二〇一五年。

二〇一五年五月，国家图书馆下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面向全国发出《关于征集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古籍重要事例的通知》，时任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钟海珍开始为《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纪实》搜集资料，发掘了馆藏民国文献《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档案共二百七十三页，包含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期间的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及各种凭据，还原了一段“护文脉、守斯文”的往事。根据史料内容，钟海珍在当年六月十五日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省图开展的古籍保护活动中，重新讲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这一鲜为人知的“文化保卫战”。经由省内外媒体的宣传，“文澜阁《四库全书》”和“贵阳地母洞”的历史关联迅速引起了省市各级政府、省内外学界机构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六月三十日，在政府部门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廖月生听到了钟海珍的介绍，“我知道，鹿冲关森林公园的人文‘之魂’找到了。”这是两人在今后的无数次碰面中的第一次见面。

二〇一五年七月，贵阳市委宣传部召开“鹿冲关公园地母洞宣传保护利用工作专题会”，会议提出将地母洞遗址打造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高地和弘扬抗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九月六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将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遗址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二〇一七年十一月，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保护宣传利用项目正式动工建设。廖月生场长所在的林业系统成为施工主题。

与此同时，钟海珍女士开始了《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的“文献补全”之旅。她发现，贵州省图书馆的馆藏仅有该档案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的部分，其后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离开贵阳期间的档案不知去向。二〇一六年三月，她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的相关档案，立刻向该馆档案查阅室的负责人提出与贵州省图书馆互换补充文澜阁库书西迁秘藏贵阳的档案（电子版）的建议；二〇一六年六月，中国第二档案馆派人专程到贵州省图书馆，将该馆所藏的265页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和秘藏贵阳的相关档案（电子版）进行交换……几经努力，这些宝贵的档案文献合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档案辑录》一书于二〇一八年出版。

鹿冲关森林公园内的地母文萃景区，也逐一从图纸上落实在大地上，立体展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历史文脉，默默讲述着老一辈守护文澜阁本的贵州故事和精神：景区占地八万九千平方米，由金鳌山地母洞、晒书台、西迁故事线、文澜院等景点构成。文澜院占地五千六百平方米，内有三个陈列室，讲述《四库全书》编纂的背景、过程、内容及价值；文澜阁《四库全书》颁藏；咸丰兵祸，阁毁兵散，拾遗补抄及抗战爆发后，浙省三迁之历程；西迁贵阳后又历三次转移，终归地母洞秘藏近六年之久、其后迁往重庆，抗战胜利返回杭州的经过。

今年七月五日，文澜阁《四库全书》全套影印本一千五百五十九册，由杭州装车发往贵阳。巧合的是，七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文澜阁本重返杭州。（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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