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长河中，有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永载史册，光芒耀眼。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强调，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考察调研时指出，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殷殷嘱托，言犹在耳。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首“转折”风云，惊心动魄；憧憬多彩未来，壮志满怀。遵义会议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红色血脉一直在贵州大地赓续传承。

酝酿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后方机关共8.6万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红军长征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虽然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部队中普遍产生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而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4年12月11日，红军进至湘黔边境的通道县城。次日，部分领导人在恭城书院临时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洛甫）、朱德、王稼祥等。

这时，毛泽东在军内已无任何职务，但对博古、李德主观蛮干，置红军生死存亡于不顾的做法，已到了忍无可忍，不能再等闲视之的地步。毛泽东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度责任感挺身而出，极力制止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主张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

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是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的意见开始又一次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起着主导作用。不可一世的李德的指挥棒随之失灵，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解决错误的军事领导创造了条件。

红军西进贵州后，于12月14日攻占黔东南的黎平县城。为了统一认识，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多年红军作战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下，只能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的地方，摆脱重兵围剿，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因此，红军由通道向西前进，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继续向贵州腹地进军，争取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对贵州、四川的经济政治和军阀情况作了细致分析。经过与会同志反复研究、认真讨论，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由于军情紧急，只得到部分领导人口头上的认可。而黎平会议则是中央政治局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以组织形式固定下来。

黎平会议后，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国民党黔军不堪一击，红军连克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和台拱、黄平、瓮安等县城，于1934年底进驻乌江南岸的猴场镇。

1934年12月31日到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宋家湾举行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决定立即强渡乌江，更主要的是决定了渡江后应该贯彻执行哪些行动方针、政策。会议决定中明确规定，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意味着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了对军事指挥的集体领导，这是会议的最成功之处。

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的激烈争论，大部分领导人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转折

红军强渡乌江后，于1935年1月初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即老城枇杷桥柏公馆的楼上东厢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的今后任务和战略方向。出席会议的有随一方面军长征的政治局成员，还有总部和军团负责人。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传承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红色遵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践行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奋斗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满意指数。

“十三五”期间，遵义书写了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脱贫、精彩脱贫的“时代答卷”。探索“九个创新”工作机制，实现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7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2.2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全省取得“三个率先”的好成绩，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小康取得历史性成就。

综合经济实力全面跃升。遵义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总量和人均水平分别是2015年的1.7倍和1.6倍。总量在西部非省会城市排名上升4位、位居第2位，跃居西部城市第8位，在全国城市百强榜排名上升35位、位居第63位。仁怀市成为全省首个经济总量和工业总产值均突破千亿的“双千亿”强市，习水县跻身中国西部百强县。

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茅台机场建成通航，渝黔快铁建成通车，川黔铁路外迁工程顺利完成，高速公路、国省干线通车里程分别达1279公里和4500公里，100%的建制村通油路、通客运。建成中小型水库43座。新改建变电站72座、输电线路3.19万公里。4G网络行政村全覆盖，5G网络县县通。

生态环境质量极大改善。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6个、国家级生态县2个，省级生态县7个。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2%，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到99.2%，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生态环境满意度监测全国第一，赤水河荣获“中国好水”称号。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3%和9.7%、城镇新增就业66万人，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64万人，教育新增学位35万个。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应保尽保。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68万户，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覆盖到城市灵活就业人员。

“醉美遵义”知名度美誉度大幅提升。连续举办茶博会、辣博会、旅发大会，精彩承办省十运会。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和新时代贵州精神，涌现出时代楷模黄大发、杜富国等先进典型。成功创建并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实现国家卫生城市（县城）全覆盖，第九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十四五”时期，遵义将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工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大做强遵义都市圈，形成核心增长极，全力唱好“双城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文内相关史料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遵义市历史》（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霞 钱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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