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群星闪耀时

——记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杂志

2021年01月08日10:26  来源:科技日报
 

“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1915年1月,《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就是一篇“科学救国”的宣言书。比后来《青年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大旗,还要早8个月。

《科学》由中国科学社创办。这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蔡元培、赵忠尧、梅贻琦、李四光、竺可桢……这些我们至今仍然熟悉的学者,均曾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

中国科学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历史上,这个群星闪耀的组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留美学生的“救国”之志

中国科学社的历史,要追溯到1914年。

一群留美的中国学生,在闲谈时讲到了“科学救国”的话题。

有人提出,中国人最缺的莫过于科学,为什么不能刊行一个杂志向中国介绍科学呢?

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他们还真商讨出了行动的雏形。留美学生们决定成立科学社,并出版月刊杂志《科学》。

一开始,科学社不是一个学会组织,而是具有股份公司的性质。

当年的留美学生,大多就读于康奈尔、哥伦比亚、哈佛和威斯康辛等名校,绝大多数为理工科背景。可以说,他们接受了系统、正规的科学训练。留美期间,科学社的几位创始人任鸿隽、杨铨、胡明复和赵元任等人,常常共谋济世救民之策。他们慨叹美国的物质文明,忧心国内的政局动荡。他们比较中美差异,认为科学,正是其中关键。

1915年1月,《科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为了让杂志顺利出版,几位发起人忙了整整一个暑假。为了筹集印刷费,社员还曾发起过“节食竞赛”,为的就是多挤出点钱。

《科学》和市面上其他的中文杂志颇有不同,其首次采用了汉字横排版、西文标点符号。《科学》的宗旨,是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

1915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一个学会组织,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917年3月,中国科学社正式在中华民国教育部立案,成为中华民国法定的科学团体。

它想做的,远不只是发行《科学》。中国科学社的事业规划有发行月刊,翻译科学书籍,编订专门名词,设立研究所、博物馆,组织科学演讲团,以及解决关于实业和科学上之疑难问题等。

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既要做科学普及,也要做科技创新,还要用科学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科学不在于搬运一枝一叶

1918年,中国科学社的大批骨干社员陆续归国,科学社事务所和《科学》编辑部迁回国内。

其实,向一个刚刚建立共和政体国家的民众宣传科学,难度可想而知。坦白讲,当时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科学是什么?

当时,国人不能区分科学与技术,甚至不能区分科学和魔术,觉得科学这东西,是玩把戏、变戏法。还有人认为,把外国发明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中国人自然就会使用,也能模仿制造。

1916年,社长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常年会上用“栽花”作比。他说,要拥有外国的花,不是将其一枝一叶搬运回国,而是要拿到花的种子和种植方法。“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相互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此科学所以成社也。”

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写了大量文章,阐明“何为科学”。

他们说,科学的核心,是科学精神。去伪存真是科学精神的精义。科学化的意义,不在于坐享科学成果,而是采取科学精神,用科学方法,把事情做好。学习欧美,不是要搬运专门技术,而是要学习科学文化。

为推动科普,中国科学社在出版《科学》外,还出版了更为通俗的读物《科学画报》。他们认为,要把科学的精髓一点一滴渗入民众的细胞里。他们还强调,科普是科学家的当然之责。尽管那时,真正的科学家是凤毛麟角,但这些专家也都积极参加了科学社举办的各种科学普及教育活动,比如写文章,组织参加演讲等。

起而行之,研究学术,科学建国

中国科学社宣传科学,但也曾被诟病为“光说不干”。任鸿隽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进行科学宣传的基础。

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改组,宗旨由“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改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多了四个字——“研究学术”。

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例子,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创建。后来,它成为民国科研机关的典范。胡适曾指出,中国学术界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生物研究所“在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出许多人才”。生物研究所辅助了其他生物学研究机构,开启了中国近代有组织、有系统的生物学研究,也为生物学研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

中国科学社曾有非常宏大的规划,除生物所外,还计划筹建理化、数学、卫生、矿冶及特别研究所;要做科学教育和科学出版,建博物馆和图书馆。它想在全国建成一个庞大的学术机构网络。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种种设想,最终大多落空。

抗日战争爆发后,生物所被焚毁。它的主要力量西迁重庆,仍然坚持开展工作。

是的,即使战火纷飞,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界,也在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1939年2月,中国科学社与《申报》合作,在《申报》创办“科学与人生”专栏,宣扬以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在抗战结束之前,中国科学社联合多个专门学会召开了多次联合年会,做学术交流之外,还为抗战建国献计献策。

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也曾发表文章,呼吁科学家们摒弃成见,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发展科学事业。不仅要迈向世界科技前沿,还要着力找到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解决之。

1960年9月,任鸿隽将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资产、设备都捐给了政府。他写道:“中国科学社……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视,此后的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无须私人组织来越俎代庖。”

众多科学社学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们的殚精竭虑,他们的奔走呼号,他们的思考倡议,穿过漫长岁月,仍能在这个时代,激荡起回声。

对了,那份《科学》杂志,已经于1985年复刊。(本报记者 张盖伦)

(责编:吴锋(实习)、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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