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呼唤中华民族新史诗

——谈谈史诗创作“为何”“何为”问题

2019年05月22日08:48  来源:光明日报
 

【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情与国情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面对震古烁今、翻天覆地的史诗性变化,把握时代脉动,深入现实生活,扎根人民群众,创新写作方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气魄创作中华民族“新史诗”,是诗人光荣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众所周知,史诗作为人类早期的精神产品,是指经集体编撰而成,反映人类童年时期的英雄传说或历史事件的古代叙事长诗。根据描写对象,大体可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前者又称神话史诗,充满幻想和神奇色彩,比如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后者专门讲述英雄人物的事迹,比如《伊里亚特》《奥德赛》等。史诗因为背景宏阔、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且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不仅成为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史诗的定义和界定标准都是西方提供的,按照西方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来说,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英国学者波拉就武断地指出,中国充其量只有“前英雄诗”或“哀歌”;美国学者海涛华则认为,在中国文学中可以看到欧洲文学中除了史诗之外的所有重要文类。这种说法既缺乏依据,也不符合中国的文学实践。事实上,自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以来,中国就建立了在文体和观念上与西方史诗迥然不同的史诗范式。也就是说,中国的史诗描写的主角不是个人而是人民,题材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其在内涵上是一种建立在历史事件、人物、场景基础之上,弘扬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体文化和精神的文学样式。这意味着,中国的史诗不是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而是文明史诗、现实主义史诗,颂唱的是人民群众和他们展现出来的集体英雄主义和文化精神。

“五四”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不少诗人进行史诗创作,但其数量既不能和普通诗相提并论,质量上更无法与时代精神的浩瀚星空相匹配。也就是说,这些“史诗”仅限于篇幅的“长”,尚缺少精神的“重”,在文体和思想高度上并未实现对《诗经》、杜甫诗实质意义的超越。诗人李少君曾说:“诗人总是成为感知时代的先锋,诗歌总是成为时代的号角和第一声春雷。”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说:“诗人览一国之事以为己心。”既然新时代为中国诗歌提供了新的机遇,赋予了新的使命,诗人就应该秉持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新史诗。那么,当代诗人在新史诗创作实践中,应该坚持什么原则呢?

一是坚持民族性,诗人要做民族诗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毛泽东在谈及文化的民族性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具体到史诗创作,按民俗学家钟敬文的观点:“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也就是说,史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每一部史诗都是具体历史的和具体民族的。这意味着,史诗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之上的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吉狄马加的《我,雪豹……》就是立足彝族“小传统”、面向中华“大传统”抒发个人情怀的、具有史诗气质的典范之作。民族既是史诗创作的“对象”,也是史诗激励的目标。当代诗人的史诗创作,必须坚持本土的、民族的精神特质,坚定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在具体实践中立足本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通过史诗体认民族精神气魄,彰显民族美学精神,发出诗歌的民族声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二是坚持时代性,诗人要做时代诗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列宁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伟大作家都把时代作为问题的实质,把问题作为时代的中心,让与时俱进占据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时代是文艺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先声,诗歌特别是史诗更应因时而兴,乘势而变。如果说郭沫若面对的时代主题是启蒙,艾青、贺敬之面对的是救亡、解放,李瑛面对的是建设,今天我们面对的则是发展。诗人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火热的社会实践、恢宏的时代旋律是史诗的底色。如果说史诗是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对我们当下时代的认同,也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更是通过和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将人民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团结起来。因此,史诗创作必须反映时代、观照时代,立足解决时代问题、回应时代课题,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达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吟咏好。

三是坚持人民性,诗人要做人民诗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要关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关注“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民权力”。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关注人民的生活、感受人民的喜悲、传递人民的心声、描绘人民的梦想,是中国气派的文艺的核心法则,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朱自清说:“‘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史诗既需要把人民作为创作的源泉,也需要把人民作为服务的源头,一个诗人只有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生活在一个价值层面上、一个精神共同体中,才能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作品,才能称得上“人民诗人”。史诗的人民性不是别的,就是人民的实践、群众的声音,比如梁平的《重庆书》是近年来颂唱现实主义的长篇佳作。一部作品好不好,能不能站得住脚,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圈子说了算的。马克思说:“人民历来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评判者。”只有坚持为人民写作,我们的史诗才会有尊严,才会得到人民的承认。

必须重申一个老观念,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来源于社会生活,也是作家对社会生活能动反映的产物。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这意味着,文学是一种诲人的精神武器,她一旦掌握了广大读者,就会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重大的作用。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迎来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东西。诗人梁平认为:“当前的不少诗歌作品,一味地玩技巧、玩概念、玩语言、玩猎奇,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看不见批评。这个现状由来已久。所谓‘诗歌热’,更多是在诗歌圈子里热火朝天,各种分享,各种诗歌活动,各种冠以世界、全球、桂冠的评奖犹如万花筒似的在旋转,光怪陆离,泥沙俱下,良莠不分。”诗歌特别是史诗,是“立人”“塑造人”重要的精神工具,肩负着“培根铸魂”的重任,且不说《诗经》、杜甫“三吏三别”这种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作品,即便检视西方文学史,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尤其是荷马史诗,都属于培育国民素质的作品范畴。因此,诗人必须用明德引领风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个体创作,用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达成“诗的共识”,进而实现社会共识、文化共识。

扎根民族,立足时代,面向人民,拿出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的优秀作品,是史诗创作必然取向,也是主体自觉、文化自信在一个人民诗人创作上的应有体现。毫无疑问,一旦诗人对当下“史诗般的实践”有正确的体验和认知,激发出创作史诗的雄心,个人强烈的历史意识无疑会和不朽的“家国天下”精神共鸣共振,亦即为时代写作(立功)、为人民写作(立德)和为个人写作(立言)就会完美地统一。而诗人通过“大国写作”或“大时代写作”,也会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由个体诗人转变为人民诗人。(作者:李瑾,系青年诗人)

(责编:陈晶晶、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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