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里的“少年派”

2019年04月19日16:36  来源:中国教育报
 

北京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三层,旷视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大家叽叽喳喳讨论着每个小组的进展和技术细节。

一名“少年”站起来,未经修剪的胡茬,帽衫,牛仔裤,一身程序员的打扮。“讨论得我快睡着了。”他的语调轻松,但依旧能听出些许不满,“开组会的目的不是讨论技术细节,而是让大家了解你的项目进展、逻辑和未来方向。”

说话的是旷视研究院研发总监范浩强。在旷视,这位顶级程序员如同一面旗帜。

依靠以人脸识别为核心的技术和商业布局,在金融、智能商业、移动终端等领域有诸多应用,2011年才成立的旷视,仅用7年时间就成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公司。而范浩强更像是旷视研究院的大脑,他不仅要跟进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还要将这些成果与老百姓的需求相结合,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算法。

如今,范浩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被各种会议填满和分割。“上午和业务部门开会,了解今年营收做了多少;下午跟团队开会,确认项目进展;晚饭后还要帮项目组解决技术难题……”有时,晚上夜深人静,打开电脑开始敲代码,这对他来说,是难得的闲暇时光。

对了,范浩强只有25岁。

  “姚班”的基因

当范浩强远赴项目现场爬上电线杆,拆解开一个摄像头时,他终于理解自己在电脑里敲下的那一串串代码到底代表着什么?

刚进旷视时,范浩强要去跟上下游对接,“毕业之前觉得自己的工作只是在实验室里敲代码,但是不实地考察,永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在东莞长安镇的智能手机流水线待了一周,被深深地震撼。流水线的工业生产虽然带来了快速高效,但工人拿计件工资,过检即可,没人会把芯片当作艺术品来做,“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模具校不准”。

范浩强管这个过程叫作“被大自然教育”,永远把自己放低,这是市场教给他的第一课。“你希望做出来的和最后真正做出来的,很多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差距。”几年前,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些。

12岁时,范浩强通过网络接触到了编程。2011年,读高一的他代表中国,在泰国芭提雅以一分之差夺得第23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金牌第二名。

然后,他就进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

一堂机器学习的课程正在“姚班”进行。一名教师把一个证明方法写在黑板上。这个方法万无一失,他用了很多年。

这时,范浩强提出质疑:“老师,你的证明太长了。”就像电影中天才的桥段,范浩强找到了更为简便的证明方法。期末考试,他坚持用自己的算法第一个交卷,获得近乎满分的成绩。

不盲从、敢挑战的“姚班”基因一直在范浩强和旷视的身上流淌。实际上,旷视的三位创始人印奇、唐文斌、杨沐都是“姚班”的学生。在这里,范浩强获得了作为一名算法工程师和创业者应有的敬畏心。

同任何一所开设计算机专业的学校一样,“姚班”的大一新生也会上“计算机入门”这门课程,对已经拿了国际奥赛金奖的范浩强来说,他自然没有放在眼里。

他原本以为,自己早已入门,但抬头望去,山门却还在云雾笼罩的山顶。范浩强说:“我之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计算机世界的宏大和前人的智慧令人高山仰止,愈发增加自己对计算机科学和这个世界的敬畏心。”

炼丹和豪赌

驭势未来AI团队负责人潘争说:“搞深度学习的都知道,深度学习训练模型就像炼丹,没啥理论,纯靠实验,要有很多设备,感觉要好,还动不动就需要炼很多天。”

有时候,范浩强觉得如今人工智能像极了成立初期的飞机制造公司。“飞机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并不安全,虽然可以飞上天,但每飞1400人就会摔死一人。”

身为“试飞员”,旷视的程序员每天都在迎接失败。试错,快速迭代,这是旷视的立身之本。“我们交给客户一个活体检测的算法是从几百个候选版中选出来的,这意味着我们经历了299次的失败,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范浩强说。

如果说炼丹是一场小赌,那么,创业则是一场豪赌。

“旷视一开始是打磨算法,在不断提升算法的过程中找寻合适的应用场景,现阶段会面临行业竞争和一些壁垒,每年都特别危险。即便现在公司状态良好,但为了建立一个足够大的产业链,挑战必定会越来越多。”范浩强记得,旷视每一次迎接巨大挑战,核心团队都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范浩强和旷视的程序员一直在等着人工智能的黑雾被驱散,这个过程,就是人工智能的工业化阶段。这之前,他们在失败中坚守着,熬过最难熬的黎明前的黑暗,而曙光破晓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50年,工业化的巨齿才可能咬合紧密。

“50年。”范浩强把这个数字重重读出,眼神中闪过一丝憧憬和伤感,这意味着两代人的青春。

旋即,他又换上了轻松的语气,开起了玩笑:“不过,那时候,旷视由一群中专生就能把编程的事情搞定。”

未来将至,玩笑没那么可笑。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站在融科楼上,范浩强可以看到自己的小学、中学还有大学,它们都在中关村。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对范浩强来说,这里不光是他生活了25年的地方,更是涌动着创新和不屈的土地。

刚毕业时,范浩强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硬是顶着压力接下了一个业界没人敢接的任务——客户第二天下午要开发布会,前一天晚上,范浩强还没有把成品交给客户。

20人的“作战室”里,笑飞刚刚把泡面收起来,玲玲用手托着头小憩片刻,可卿接起喋喋不休的客户抱怨的电话,华翼和怡菲围着屏幕看着没有尽头的日志。

有那么几个小时,“作战室”里氛围轻松异常,晚上的评测结果着实让这个小团队兴奋了一阵,甚至有人放起了流行音乐。但很快,深圳驻场的同事一落地就被客户围着要SDK(软件开发工具包),但是项目经理坚持交付前要把代码再复查一遍。

走出融科楼时,凌晨4点,旷视的西雅图研究院已经开始上班。

这是不凡的一夜,灯火闪烁在通明的融科;这也是平凡的一夜,在未来漫长征途中普普通通的一夜。或许,这就是中关村涌动的活力。

有一次,范浩强去海外一家巨头企业交流,大家讨论技术细节一直到傍晚。对方抬手看表,下班了,突然间一脸轻松,刚刚的技术讨论立刻变成晚饭吃什么的讨论。“我完全不能理解,这要是在深圳,如果问题没聊完,即便到深夜也不会结束。”

这两年,范浩强的工作重点已经从一线搏杀转向了平台搭建和人才队伍培养。小组需要培养一个新的负责人,范浩强找来梁嘉骏,“Liveness组需要有人站出来顶上去,你怎么想?”尽管比自己大3岁,范浩强眼里的梁嘉骏依旧稚嫩。事实上,除了写代码外,梁嘉骏对带团队并没有太多经验。

“如果任命为组长,我的职责是什么?”对于如此重任,梁嘉骏感觉颤颤巍巍。

“那你愿不愿意干?”范浩强叹了一口气。

“我愿意!”这一句没有迟疑,梁嘉骏抬起头,四目对视。

2011年9月27日,《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文章——《美国真正应该害怕中国什么?》这篇文章是该报记者在采访中关村大街的车库咖啡后写下的。

文章的最终答案是: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而是无限的机会与希望。中关村大街上的一些咖啡店,每天都挤满了年轻的面孔,碰创意、谈创业。在中关村,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尊重。2017年,中关村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超过5万亿元,65家独角兽企业的拥有量,位居世界第二。

时间闪回到2011年,在泰国夺金的颁奖典礼现场,百无聊赖的范浩强一个人在台下用手机打游戏,一双手搭在他的肩头,抬起头,是同样稚嫩的面庞——信息学竞赛的总教练唐文斌。他说:“我有一个很不靠谱的想法,做计算机视觉,想办个公司,你有兴趣吗?”

范浩强沉吟了片刻,笑着回答:“Why not?”(刘博智)

(责编:郜林筱、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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