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莉与她的 《汉字王国》

2018年07月18日09:36  来源:贵阳日报
 
原标题:林西莉与她的 《汉字王国》

出版家汪稼明、翻译家李之义、本文作者李辉与林西莉(左二)合影。

《汉字王国》书封。

林西莉所著《另一个世界》。

1992年5月4日,林西莉题赠英文版《汉字源流》。

林西莉1961年至1962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

我与瑞典汉学家真的有缘。

将近三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清明时节,我陪同黄永玉先生第一次走进湘西,终于走进期盼已久的凤凰城。早就在《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里知道凤凰,也在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里读沈从文、黄永玉叔侄起伏跌宕的故事。

在凤凰,我看到了令沈从文感动的傩堂戏,傩堂戏的曲调并不复杂,类似民间小调的再加工,但听到有一种感伤的情调,甚或带点悲凉,远不像花鼓戏那样热烈、活泼。大概就是这种感伤和乡音才使沈从文深深感动。

傩堂戏是我在凤凰城看的第二场演出。第一场演出,并不像地道的民间戏这样给人深深印象,但台下的一批观众却使我感到了沈从文的魅力。他们是来自瑞典的游客,三十多人,由汉学家倪尔思(Nils)领队。倪尔思是沈从文作品的喜爱者,刚翻译出版了沈从文的散文集。他告诉我,这些瑞典的男女老少,都读过沈从文的《边城》,是“沈从文迷”。所以,倪尔思特意组织他们 “走沈从文走过的路”。这是倪尔思第二次组团前来,人数也更多。他们在凤凰参观沈从文故居等处,然后去《边城》所写的小镇茶峒(后来改为“边城”)、沈从文当兵住过的保靖、王村……他们风尘仆仆,但热诚、好奇远胜过疲劳,和他们坐在一起,我真正感受到沈从文影响他们的力量。黄永玉说是沈从文让世界了解凤凰。其实,沈从文不仅仅属于凤凰、湘西,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在凤凰,结识了倪尔思,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未曾想到,两年之后,他来到瑞典驻华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彼此来往更多了。从他那里,知道瑞典汉学家的不少故事。他又开始继续翻译沈从文的散文。离任归国后,这本书即将出版之前,他请我找张兆和先生题签“孤独与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书名,沈从文一生都与水相关。张兆和先生的书法也特别好,她写好我去取来,印在封面上,好看之极。

一九九二年,终于第一次前往北欧的瑞典与丹麦,在那里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在瑞典,还与罗多弼的女儿一起去他们的小学,回来写下一篇《春天里的瑞典小学》。就在瑞典的那些日子里,与瑞典多位汉学家交往,听他们谈各自研究的不同领域,获益匪浅。回到北京,写了一篇《汉学与汉学家》,发表于《读书》杂志,也算不虚此行。这一组文章结集为《人在天地间》,由华侨出版社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

在整个世界的汉学研究中,瑞典汉学被公认占有显著位置,它的奠基者高本汉先生(Bernard Karlgren)被视为天才的语言学家,一位汉学通才,在世界汉学界首屈一指。

瑞典最早在大学开设汉语教堂是在一九一八年,这一年高本汉应聘任教于哥德堡大学,他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才离开。汉语首先在哥德堡受到重视,应该说与这个国际性海港城市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的往来有一定关系。我在哥德堡逗留期间,曾遇到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基金会的一位先生,他告诉我,早在十八世纪初,他们公司就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这一时期被称为瑞中贸易的黄金时代。这种密切的往来,把中国产品传入了遥远的瑞典,瓷器、茶叶、棉制品、烧酒、挂毯、香料等,走进了瑞典人的生活。在历史学者看来,正是瑞中贸易的这一黄金时代,把中国文化引进了瑞典,这一点在哲学、文学、艺术、建筑诸方面的影响,均有迹可寻。同整个欧洲大陆的风尚一样,当时的瑞典也感到遥远中国文化的诱惑。人们尽量仿制中国的家具,中国瓷器被称为家庭起居室里必不可少的摆设,王室、贵族还修建起中国风格的花园。我曾经前去观光的斯德哥尔摩郊区的王后岛上的国王行宫,就有当年修建的“中国宫”,里面摆满中国的瓷器和挂毯。

无疑,高本汉是瑞典汉学的奠基者、开拓者,因为他的毕生努力,他的渊博学识和等身专著,他得以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汉学界确立了一个显著地位,在瑞典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学科——汉学。到他去世,高本汉研究汉学六十年。

高本汉一九○九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研究汉语,尤其对于各地方言兴趣浓厚,这和他在瑞典的习惯相同。在瑞典时,他就喜爱收集整理方言,专门听乡间老人唱歌,记录发音。这一方法,使他在中国的研究颇有成效。特别对山西的方言研究精深。他涉猎范围极其广泛,从一九一五年出版四卷本的《中国声韵学研究》开始,他先后研究了方言学、声韵学、声韵史、哲学、古文注释、辞典编撰、考古、艺术、宗教等,几乎在每一领域的研究中,他都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有的专著至今仍被视为那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如上述著作以及《汉字字形类纂》《中国解析辞典》等。

瑞典过去一直只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位置。大约从一九九○年起,这一状况开始改变。马悦然先生退休后,罗多弼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教授位置。与此同时,又增两个教授席位,一位设在南部的隆德大学,由罗斯担任。有意思的是,马悦然研究四川方言,罗斯研究粤语方言。罗斯告诉我,隆德大学还有人专门研究吴越地区方言。

令人惊喜的是,另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授予在首都一所中学执教的林西莉,这是教育部因为她在汉学研究的教学上的特殊成就而做出的破例决定。将一个中学教员聘为汉学教授,这是对林西莉女士的学术成果的高度评价。

林西莉是瑞典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学于高本汉先生,一九六一年到北京音乐学院学习古琴。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她便致力于汉语教学,并通过书籍、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介绍中国文化、历史、语言和社会。回国后,她一直主要在中学从事汉学教育,并在电视台讲授中文。与她交谈,完全可以感受到她身上具有艺术家气质,尤其对中国的民间艺术有特殊爱好。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她对汉字本身的象征意义与历史内涵,产生沉静兴趣,把对文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准,即融语言、历史、风俗、自然、艺术于一体,借对单个“字”的一一解说,而展示古老辉煌的文化。

一九九二年五月四日,陈迈平兄等陪同我,第一次走进林西莉家中。

林西莉告诉我,她在中学教学生认识汉字,应该把中国文字那些象征与文字打通,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感兴趣。这也是她为何用了多年时间,将一个个汉字与不同形式结构的字予以比较,吸引众多读者。林西莉的中国文字研究,集中体现在她的力著《中国:活的象征的国度》之中。这本达四百多页的专著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很快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欢迎。我到瑞典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发行到一万两千册,可谓畅销。一九九一年,该书开始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目前该书已经由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八个国家翻译出版,这一现象,在汉学领域可以说极为少见。

在这本书中,林西莉根据其含意,将汉字分成十四类进行解说,如人与人类、山水、野兽、家畜、酒与容器、车路舟、竹与树、书与乐器、数字与其他抽象字、意义与音响等。她列举出的字的数量并不太多,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词解释,而是把握汉字形成时所具备的独特象形意义,把每个字与其相应的实际原形进行对照,同时生动地围绕这个字形体结构的演变,展开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叙述,其中自然涉及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性格、风俗的描绘。为编辑此书,林西莉精心选择数百幅形象而别致的实物插图:摄影、素描、绘画、剪纸等,大大增加了叙述的深度与文字的魅力,使读者从文字入手,而对陌生的中国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譬如对“山”字的叙述,几乎可看作一篇学术小品。从“山”与大自然中山峦形体的比较开始,作者详细讲述中国传统与山的密切关系。她写泰山与宗教与秦始皇的关系,写泰山脚下的曲阜孔庙,写泰山周围七十年代考古的发现,写她一九七八年游览泰山的经历等。接着她又写到华山和华山附近的西安文化,写与“山”字有关的表现日出“旦”的另一来源。令人叫绝的是,她在行文中还专门谈到山对艺术的影响,并配以米芾的“山”的书法和一幅以山为内容的水墨画。画面上的三处山峦显露出云雾之上,恰恰好似一个“山”。读着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人感叹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巧妙构思。

汉学家乃至走进中国的外国人,总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与视角,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述。我曾经说过,有的人身在其中,却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无动于衷。局外人却不然,他能以一种特殊的视角和感受,发现新的意味。林西莉就是这样的人。

李之义先生翻译过许多瑞典小说,由他来翻译林西莉的这本《中国:活的象征的国度》实在再好不过。李先生翻译此书之后,我正好与山东画报出版社汪稼明兄来往颇多,特意推荐过去,他非常喜欢。

一本精彩的书!出版时,我建议把书名改为《汉字王国》,吸引人,也更有象征意味。稼明兄后来到北京,这本书分别在三联书店、人民美术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出版。可以说,《汉字王国》一书,成为中国许多读者非常喜爱的一本讲述文字的好书。

时隔二十四年,二○一六年八月,我与林西莉终于又在北京相聚。这一次,中信出版社出版《给孩子的汉字王国》,她来到北京,举办多场活动,为读者讲述她与汉学、与中国文字的故事。

林西莉生于一九三二年,属猴,大我两轮。我们都属猴。一九九二年五月我们第一次见面,适逢猴年,又一次见面,还是猴年。我们的缘分,就是这样巧!

此次聚会,作者、译者、出版者、二传手,我们四个人终于有了一张合影。(李辉)

(责编:郜林筱(实习)、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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