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何以哭苏轼

2016年07月08日09:17  来源:学习时报
 

  苏轼既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苏轼26岁入仕,66岁病逝,从政40余年,历经顺境逆境,堪称古代为官的典范,其高尚的为官之德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纵观古今,为民务实始终是对为官者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的最基本要求,是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尺。苏轼为官,无论官职大小,品级高低,为民务实是其一贯的政治作风。

  任职杭州,苏轼不为安逸舒适所役,经常深入民间考察百姓疾苦,曾经“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的西湖在苏轼的治理下恢复旧景,生产繁荣,数万百姓受益,“苏堤春晓”的美景更为后世津津乐道。密州蝗灾,饿殍遍野,“民多弃子”,苏轼“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救活了几千婴孩,“洒涕循城拾弃孩”成为千古美谈。水漫徐州,苏轼亲临抗洪一线,与百姓生死与共,一句“我在,徐州城在”的承诺瞬间稳住乱局,使外逃避水的百姓有了主心骨,最终徐州平安,百姓谢于马前。

  百姓有需,苏轼鞍前马后;百姓有急,苏轼挺身而出;百姓有难,苏轼同进同退。苏轼为政为民务实,胸怀爱民惠民思想,他认为,要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首先必须办好百姓的事,他时刻关注民生,从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得百姓拥护和爱戴。

  拥有高尚政治人格的官员,能够在为官过程中勇于担当自己的使命,不计个人得失,直陈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注重施政的现实性、针对性。苏轼为官,屡屡受挫,但其仍坚持正道,直而不随。

  “熙宁变法”,改革、保守两派斗争激烈,苏轼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屡次上表言变法得失,甚至喻变法为“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生死,试其未效之方”,遭到王安石等人的排挤,被贬黄州。然而,苏轼并未因党派之争而完全否定新法,而是将“新法”引向利民的方向,他将“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用来为百姓支付医药费,“因法以便民”,此举体现了苏轼伟大的政治人格。元祐年间,司马光为相,苏轼因曾经的保守派身份,一路高升。但面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苏轼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为恰当之举,结果是,苏轼的担当没有让他汲取“前车之鉴”,仕途再次受挫。

  面对王安石主政,苏轼没有选择明哲保身;当司马光主政之时,苏轼也没有平步青云。由此可见,苏轼为官以民为本,其施政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利国利民,而并非党争为首、名利至上,“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其实事求是、直而不随的品格值得敬佩。

  官德是一种正确使用权力的道德,用权为了谁、用权依靠谁是其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古人历来十分注重清正廉洁,为官清廉则官民和谐、政令畅通、民风淳朴。苏轼为官40余年,无论升迁贬谪,始终清廉自持,“凛然照尘寰”。

  苏轼在京为官时,位居三品,有一乡友欲以重金厚礼求得一官半职。面对乡情难却的局面,苏轼没有为财富和人情左右而徇情枉法,婉言拒绝了来人。苏轼被贬黄州时,位居从八品,薪俸骤减,过起了“向人乞米何曾得”的苦日子。为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苏轼精打细算,计划开支,节俭度日,他甚至放下士大夫的尊严,穿起农衣,辛勤耕作,自给自足。生活穷困并未能磨灭苏轼的心志,他寄情于创作,一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道出了内心的不为物役的为官操守和清正廉洁的为官气节。

  古代的仁人志士,名节重于泰山,一生甘愿粗衣陋食,节俭生活,也不愿贪图小利,遗臭万年,苏轼便是其中的代表。“人间有味是清欢”,无论官职的高低与境遇的顺逆,清正廉洁的人格永不变。“君子生财有道,取之有方”,如果为了自己的富贵荣华而滥用手中的权力,“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苏轼死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口碑自在民心,其高尚的官德为历代所唱诵。为民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是历史的沉淀,也是时代的号召,更是民心之所向。(钟德宝)

(责编:朱晓慧、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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