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革命史冊中，王若飛的名字如同一座不朽的豐碑，他是我黨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全國“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他用短暫而光輝的一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理想奉獻了全部力量，踐行著“一切要為人民打算”的誓言。

從貴州少年到共產主義戰士

動蕩年代的愛國萌芽。王若飛原名王蔭生，1896年10月11日出生於貴州安順縣城北街，因喜《木蘭詩》中“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之句，改名度，字若飛。七歲時，王若飛被舅父黃齊生接到貴陽，入讀傳播新思想的達德學校，開始接觸到進步書籍，厚植了朴素的愛國主義情懷。從該校畢業后，他當過書店店員、礦務局文書、會計和小學教員，生活的經歷讓他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有了進一步深刻的認識。武昌起義爆發后，他積極參加了貴州革命黨人反對清王朝封建統治的斗爭。1915年冬，與舅父奔走於反對袁世凱復辟封建帝制的斗爭中。當革命果實被軍閥篡奪后，他開始思索更徹底的救國之路。

逐漸確立共產主義信仰。1917年冬，王若飛以優異成績考取官費留學生，次年東渡日本入讀明治大學。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讓他看到了新的希望，開始搜羅、閱讀社會主義刊物。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日本，王若飛因不滿日本軍國主義憤然回國，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同年10月，隨黃齊生赴法國勤工儉學，踏上了尋找革命真理的新征程。

在法國，王若飛先后在聖夏門鋼鐵廠、蒙達尼橡膠廠等做工維持生計，歷經失業、飢餓，親歷工人階級的苦難生活。工作之余集合同志研究社會主義書籍，參加法國職工會活動，結識了趙世炎、陳延年、蔡和森等。1922年6月，王若飛與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等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為旅歐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骨干，編輯出版刊物《少年》。同年，由阮愛國（胡志明）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參與組織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者。1923年，王若飛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4月正式轉為中共黨員。在這裡，他潛心研究俄國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歷史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探索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發表《列強共管中國的步驟》《親美派的中國人聽著》等文章，揭露中國內政混亂本質，呼吁國人覺醒抗爭。

1925年春，王若飛回國，5月參加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隨后前往河南開展黨的工作。10月至1926年3月，擔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他將工作重點放在農村，深入河南、陝西等地農村開展調查研究，領導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動組織農民群眾，建立了多個工會、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中共豫陝區委所轄區域在王若飛的主持下，工農運動迅速發展，黨組織得到壯大，成為全國國民革命工作開展得最好的地區之一。1926年7月，王若飛任中共中央秘書部主任（秘書長），后參與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指揮南市區工人起義並取得勝利。

在革命中淬煉成長的不屈斗士

大革命的中流砥柱。1927年，大革命陷入低潮，全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王若飛出席中共五大后，臨危受命，主持江蘇省委工作，擔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兼農委主任，奔波於長江兩岸的江蘇南通、無錫等地，貫徹八七會議指示，開展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以配合全國的革命斗爭。由王若飛等人領導的江蘇農民暴動，播撒了革命的火種，為江蘇地區革命斗爭深入發展積累了豐富經驗。

1928年，王若飛出席中共六大，並在發言中總結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斗爭形勢、八七會議前后的教訓等，對大革命后期陳獨秀所犯錯誤進行客觀評價，並對自身工作中的錯誤傾向作自我批評。中共六大結束后，王若飛進入列寧學院學習，並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在列寧學院學習期間，努力學習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雖受清黨運動沖擊，仍堅定革命信仰，關注國內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

鐵窗裡的革命斗爭。1931年7月底，王若飛以中共西北特別委員會特派員身份回國，開展陝甘寧綏一帶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工作。他化名黃敬齋，於9月底到達歸綏（今呼和浩特），后以商人身份在包頭開展黨的民族工作，起草了“告全旗蒙民書”，組織農牧民進行抗租抗稅斗爭，大大推動了包頭地區蒙漢族人民的革命斗爭。同年11月，不幸被捕，開始了長達五年零七個月的牢獄生涯。在獄中，敵人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試圖讓他背叛革命。王若飛始終堅貞不屈，展示了共產黨人“生為真理生，死為真理死，除了真理，沒有我自己的東西”的壯烈氣概。

在獄中，王若飛給妻子李培之的家書中寫道：“一息尚存，終當努力奮斗”，表明其堅守革命信仰的決心。他利用一切機會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獄友開展學習、斗爭，講解革命道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鼓勵大家堅持鍛煉身體，時刻准備為革命斗爭。期間，撰寫《中國共產黨簡史》《中華民族問題》《怎樣開展紅色游擊戰爭》等文章，還向時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寫信，力勸傅作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行堅決地抵抗。

抗戰大業的幕后功臣。1937年，在黨中央的營救下，王若飛出獄后立即奔赴延安，先后擔任陝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等職。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他深入探索和研究邊區的游擊戰爭和土地政策，參與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等文稿，撰寫《邊區各地在召開邊區議會運動上應做的工作》《八路軍與抗日根據地》《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等文章，對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抗日民主政權、探索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理論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凝聚抗戰力量發揮了關鍵作用。

1944年，王若飛作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在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間，他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展示了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個人魅力，進一步擴大黨在大后方的影響。

為人民解放的最后征程

參加重慶談判，為和平建國艱難斡旋。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全國人民迫切希望實現和平建國。王若飛隨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他同周恩來與國民黨方面代表就政治會議、國民大會、省區劃分、重劃受降區和縮編軍隊等重大問題前后進行12次談判，展現出卓越的談判技巧和政治智慧，為中共爭取了合法地位和權益。10月10日，他同周恩來以中共代表身份在《政府和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上簽字。此后，國共雙方又圍繞停止內戰問題進行磋商，次年1月，王若飛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和國民黨方面代表會談停戰問題，擬定《關於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議》。1月10日至31日，他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推動會議通過了政府改組案、和平建國綱領案、軍事問題案、國民大會案、憲法草案案等五項協議，試圖為中國設計和平建國的藍圖，但最終因國民黨破壞而未能全面落實。

黑茶山失事，為革命事業壯烈犧牲。1946年4月8日，王若飛攜帶著中共代表團關於憲法草案、國民政府改組等問題的最后方案，與葉挺、鄧發、秦邦憲等同志從重慶乘機返回延安，准備向黨中央匯報並請示工作。臨回延安前，他向周恩來同志道別說：“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飛機起飛后，遭遇惡劣天氣，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王若飛等17人全部遇難，時年50歲。

王若飛的犧牲，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巨大損失。毛澤東為“四八烈士”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高度評價了王若飛等同志的革命精神。周恩來在悼念文章中寫道：“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種力量，失掉了一種鼓勵，失掉了一個幫手”，表達了全黨對王若飛同志的深切懷念。

永恆的精神豐碑

王若飛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者。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和靈活運用，為中國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他提出的“一切要為人民打算”的理念，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生動寫照。他身上體現出的堅定信仰、擔當精神、為民情懷和崇高氣節，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王若飛始終堅信共產主義理想，為解決人民群眾的疾苦而不懈努力。

王若飛同志的革命精神，穿越時空，歷久彌新，對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新時代的共產黨人，我們要學習王若飛同志堅定的理想信念，始終保持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學習他勇於擔當的精神，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勇挑重擔﹔學習他深厚的為民情懷，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學習他崇高的革命氣節，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風浪考驗面前無所畏懼。

（執筆人：章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