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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西部教育的橫截面

2022年01月06日14:49 | 來源:人民網-貴州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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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線,一個圓,構成了我人生的幾何圖案。

——題記

沉思。趙怡攝

1980年,我中等師范學校畢業,開啟了長達40余年的從教之旅。那時我剛滿16歲,身材瘦小,一臉稚氣,全然是個半大娃娃。

40余年來我走了許多路:從山村到鄉鎮,從縣城到地市,一路風塵來省城。每一段路都留下了我深深的腳印、沉重的喘息。

40余年來我隻干了一件事:穿過西部教育的橫截面——從小學教到初中,從高中教到大學。作為普通人,這好歹也算是一種人生“傳奇”。

因為學歷起點低,在我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學歷不合格的危險”如影隨形,時常讓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致於不得不夙興夜寐、含辛茹苦,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

穿過西部教育的橫截面,行走於沙漠,露宿在綠洲,翻越過高山,游弋在草原和森林,也承受過荊棘滿地的荒域。“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乃因此心未泯,此緣未盡,此情未了。

昔日的風華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

2021年,作者身為貴州師范學院校友工作辦公室主任、黨政辦副主任,暑期接待校友來訪。

我是60后,出生在雲貴高原的一個偏僻小山村。我這個年齡階段的人,有幾個特別的地方:一是躲過了三年大飢荒,有飯可吃﹔二是身處人口暴漲的高峰期,注定要經受讀書、就業、結婚、購房和生育之苦﹔三是少兒時代無書讀,課本曾一度被“老三篇”代替﹔四是讀的“小學戴帽初中班”,老師的學歷合格率為零,要麼是從前的小學公辦老師,要麼是民辦老師或代課知青。

還有最關鍵的第五點:我們的內心,充滿了紅色基因:雷鋒精神光芒四射,主席教導永記心間。核彈爆炸,衛星上天,讓我們信心滿滿、底氣平添。而當我們還是懵懂少年,改革開放的號角突然吹響,注定了我們要用柔嫩的臂膀去承擔歷史的重任,成為那個時代特殊的“少年工”。

我6歲讀書,比當地的同齡人略早。5年小學,3年初中,我當了4年的少先隊中隊長,4年的大隊長,天天唱著要當共產主義接班人。直到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們還在呼喊少先隊的口號——“時刻准備著!”可是,1978年,在我初中畢業的時候,國家恢復了招生考試,這時我才發現:我們根本沒有准備好。

國家恢復招生考試,始於1977年11月,主要解決文革十年的人才積壓問題。而應屆生首次參加中考和高考,則是1978年7月。由於大中專學校停止了10年的招生考試,我們要與前面10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進行一場並不公平的競爭(同題不同線,而應屆生的錄取線要高出15-20分)。

或許是因為“大家都沒准備好”,那一年中考,全縣隻考上幾個應屆生,我便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記得體檢的時候,《體檢表》上記錄著這樣一些數字:14歲,140厘米,35公斤。那時營養差,14歲的農村娃娃,大多沒有進入青春期,身高體重隻相當於現在小學四、五年級的孩子。

進了師范之后,大約是因為學校的伙食好,我們在一邊長知識的同時,也一邊長身體。兩年之后,雖然還是一臉的娃娃相,但好歹也是一個155厘米高的半大小伙。

永遠在路上。

給同齡人當老師,算是我人生的第二個“傳奇”。

山裡的孩子上學晚,十五六歲念初中,沒有什麼不正常。1980年9月,我分配到老家的小學任教。那時的“戴帽初中班”已經停招,但是還剩下最后兩屆,有的同齡伙伴還在念初中。

聽說校長要我上初二年級的物理課,我和我的小伙伴們都驚呆了!於是有的轉學,有的跳級到初三,有的干脆輟學——一句話,不願面對我這個“小先生”。有的時候,走在鄉間的小路上,遠遠看見一個學生迎面走來,卻見他一轉身,繞著田埂走開了。我尷尬至極,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

后來有個小伙伴道出了底細:繞開你,是不好意思和你打招呼——喊名字呢,不禮貌﹔喊老師呢,喊不出口。兩年之后,初中戴帽班全部撤完,我們才結束了這場人生的尷尬。時至今日,大都成了爺爺奶奶,往事也就變得模糊起來。可是即便如此,他們依然對我敬而遠之。

還有更奇葩的事呢!我的一個本家三叔,與我同齡,此時還在上小學四年級,而我便是他的語文教師和班主任。他老人家不覺得難堪,我也樂得享受這種特殊的待遇。問題是,他老是被同學欺負,一被欺負就梨花帶雨地跑來告狀。他一來告狀,同事們就愛開玩笑:“快點!快點!你家三叔找!”弄得我很難堪。有一次,我太氣不過,一把將他扯進辦公室,大聲呵斥:“三叔啊三叔,你讀哪樣子鬼打書!連一個比你小三四歲的娃娃都打不過,還好意思來告狀?”三叔大約聽懂了我的意思,有一天,他終於麻起膽子,冷不防打了同桌一頓。我把他叫進辦公室的時候,隻見他一邊低頭認錯,一邊露出得意的神色。

我在家鄉的小學孤獨地度過了3年,沒有伙伴,沒有朋友,最大的成就就是學會了抽煙。我的同事們都是當地人,有公辦的,有民辦的,有代課的。他們都是我幾年前的老師,年紀最小的也比我大十來歲。他們拖家帶口,家境貧寒,可是抽煙卻出奇的大方:一毛六一包的藍雁牌香煙,“嘩”地一下撕開,迎面一撒,就隻剩半包。這支還沒抽完,那邊又開始遞煙了。在這樣的環境中,你若不會抽煙,就有問題了。

和馬場中學90屆初三補習班全體教師留下歷史瞬間。

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我教過的同齡人還很多。

90年代初,我在縣城中學當校長,全省衛電師專“三溝通”和“中師函授”如火如荼,中小學校長培訓也經常開展。我參與了相關教學工作,教學對象多是同齡人,甚至有不少還是我的父輩。到高校任教后,每到假期下去搞成人高等教育面授,學員中幾乎有一半是同齡人。

2012年,我調到現在的高校,分管成人高等教育工作。此時,我已年近天命,而我的學生當中,還有不少同齡之人。年齡最大的一位,是某縣的教研室主任,他寫了好幾本教學專著,是當地有名的教育專家。然而悲催的是,他臨近退休才取得大專學歷。

提及這些舊事,是想向讀者說明:十年浩劫,造成了嚴重的人才斷層,為了彌補這一斷層,我們這一代人花了幾十年的時間。

我的職業生涯中還有另外一個“傳奇”:凡是我讀過書的地方,我幾乎都去教過。

上文提到,我16歲執教,首站是我家鄉的小學。1983年,因為在全省“中小學教材教法過關考試”中僥幸過關(當年全省的過關率僅5%),被調到了一所鄉鎮初級中學,變成了一個學歷不合格的中學教師。1985年,我爭得了參加成人高考的機會,以第3名的成績考入了地區教育學院,兩年后取得了大專學歷,分配到一所完中,暫時成了一名學歷合格的初中教師。

曾經教過的學生。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90年,在送走了一屆初中補習班之后(這個班級十分強悍,絕大多數學生都考上了中專、中師,升學人數居然與附近縣份的升學總數持平),校長對我說:“你去教高三吧!”於是我變成了高三的語文老師、班主任。同時還擔任學校的教導主任,與幾個長輩搭班子(他們都是我父親的同齡人)。那一年,我26歲。

曾經記得,1990年的那個暑假,我將自己關在屋子裡,把歷年高考語文試題認真研究了一番,把整個高中年級的語文課本仔閱讀了3遍,並全部作出了標記,寫出了教案,這才有了一點底氣。

此時,作為高中教師,“學歷不合格的危險”又開始襲擾著我。可惜的是,我們的老校長誤導了我。他說:學歷低有什麼關系?水平不低就行了!老校長是60年代的中師生,博學多才,全國優秀班主任、全國先進德育工作者、90年代全省屈指可數的中學特級教師。老校長的話,我信,由此就長期止步在大專的學歷上。

1994年,我步入而立之年,調任本縣二中校長﹔3年后調任另一所中學擔校長兼書記。在此期間,參與了本縣師范學校組織開展的衛電師專教學工作,這裡是我的第二個母校。

1998年,我調任縣一中擔任教導主任。當時學校已經停止初中招生,我將變成一名學歷不合格的教師。1999年,在征得局領導和校領導的同意之后,我申請到了省教育學院參加中文本科學習。由於沒有參加當年的成人高考,隻好“先上車、后買票”,直到第二年才通過成人高考取得學籍。

2002年7月,我拿到了大學本科文憑,並通過招考的方式調入了地區高等師范專科學校,次年擔任該校教務處副處長。此前,我原來就讀的地區教育學院早已與該校合並,於是這裡就變成了我的第三個母校。

2007年,該校升格為本科院校,我調到了省文化廳從事編劇工作。這樣,我在教育系統工作了整整27年之后,離開了這個行業。

說實話,我算不上一個忠誠教育事業的教師。由於教師生活條件艱苦,工作擔子太重,工作壓力太大,加上從事管理工作之后,發現許多教育政策與實際工作脫節,自己無所適從,故而多次萌生去意。1993年,我借調到當地保險公司,此時恰好縣二中校長出現空缺,縣領導去物色人選,發現我已經離開學校,便十分生氣,勒令我馬上回校,否則將作為自動離職處理。由此,我的第一次“改行”計劃破產。1994年初,地區日報社有意調我,我也是躍躍欲試,不料也是竹籃打水。2001年,某縣招考報社總編,我考了第一名,最后也沒有如願。2006年,地委宣傳部到高校抽調我,由於許多人為因素,最終還是沒有成行。如今離開了教育,自以為大願達成,差點“喜極而泣”。

可是驀然回首,發現自己錯了!自己27年在教育生涯所種下的情緣,其實早已生根發芽,並且枝繁葉茂、開花結果。時常和我保持聯系的,多是教育部門的同事﹔逢年過節前來看我的,還是過去的學生。這種深深的情感,使我感受到了一種背叛的羞恥,產生了無盡的自責。

2012年,某種機緣巧合,我回歸了教育系統,調到省師范學院任教。這所師范學院,前身便是省教育學院,也是我的第四個母校。3年后,我理直氣壯地領取了我的30年從教証書,感受到了作為教育工作者的驕傲與榮耀。

至此,我的職業生涯,穿越了西部教育的橫截面:從小學教到初中,教到高中,教到大學。我人生的經歷,出現了一個巧妙的輪回:自己讀書過的地方,都曾去教過。雖然其間也出現過彷徨與執著,經歷過苦樂與悲歡,上演過忠誠與背叛,但是總的來說,一條線,一個圓,便構成了我人生的幾何圖案。

2018年,時任貴州師范學院生物科學學院黨委書記王剛,為附近貧困小學生楊明發購買物品,組織大學生義務補課。

在母校當老師,有諸多好處:與師者為伍,你不敢驕傲自大﹔與弟子同門,你感到其樂融融。這種境遇,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得到的。關鍵還有一點:在母校工作,你不敢誤人子弟,必須更加努力地工作。

這兩年,我離開了基層學院的領導崗位,專門負責校友工作,“大海撈針”式的把一個個的優秀校友找回來,感到十分的受用,十分的快樂。我還把在曾經本校讀過書的教師集中起來,建立了一個群。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建立這個群?我說:我們應該是對學校最有感情的一伙,因為這裡是我們的母校。

我十分崇拜徐特立先生,他是我的人生偶像。

徐特立先生早年讀過6年私塾,然后當上了鄉村私塾先生。學生從私塾考入高小,他便去教高小﹔學生考入長沙第一師范學校,他便是學校的校長。學生到法國勤工儉學,他便跟著去了法國,成為當時年紀最大的留學生。最難能可貴的是,1927年,當大革命失敗的時候,他毅然投奔到學生毛澤東的旗幟下,長期從事紅色教育,並經歷了長征的艱苦考驗,成為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

徐特立先生有兩個最著名的弟子,一個締造了人民共和國,一個為共和國寫下了高亢激昂的國歌。他們是毛澤東和田漢。

從鄉村塾師到紅色教育家,這便是徐老一生所走的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這是他一生的榮耀。這種榮耀,或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老的治學精神,歸結起來其實就是四個字:教學相長。而這個“長”字,首先是通過認真負責的教學而來。若不是心到誠處,情到深處,干到實處,是“長”不出來的。

徐特立先生卓著功勛,后人難以望其項背,但是他的成長道路和治學精神,給我們每一個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啟迪。

抗戰期間,著名記者史沫特萊來到延安的時候,曾經大吃一驚。她發現,八路軍是當時中國文化最高的軍隊。為了創造這樣一支有文化的軍隊,從紅軍時代起,人民軍隊就變成了一所大學。無論是行軍路上還是戰斗縫隙,學文化成了戰士們的一項任務。以致解放之后,許多老軍人從文盲變成了專家學者,變成了作家和書法家,這絕非偶然。

朗誦(2021年,天龍端午詩會)。

穿過西部教育的橫截面,從小學教到大學,我至今也說不清楚是偶然還是必然,是幸福還是磨難。

但是這一切,就是我,一個普通人的人生。(文/圖 王剛)    

(責編:李永馨、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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