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考古不是件容易事,老敦煌人將家庭都犧牲了

2020年09月25日09:51  來源:封面新聞
 

9月24日,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在四川博物院做了題為“莫高窟人和莫高窟精神”的主題講座,細致講述了自上世紀40年代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以來,幾代莫高窟人堅守大漠,為敦煌以及新中國文物保護、文物研究事業的壘石成山的歷程。

近年敦煌藝術展在各地屢屢掀起觀展的浪潮,也讓更多人,尤其的年輕人對敦煌壁畫以及文物保存產生濃厚興趣。今年8月,一位湖南考生因慕名樊錦詩先生,報考北大考古專業,引起網友熱議。趙聲良表示,大家願意選擇文博專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趙聲良自己就曾是個一往無前的年輕人,當年前往敦煌研究院就是他毛遂自薦。上世紀80年代初,趙聲良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就讀,“大三的時候看到報紙採訪的段文杰院長。(記得)段先生特別強調說,敦煌研究院專家們年紀很大了, 可是年輕的后繼無人,希望有大學生 到敦煌去工作, 我想這是一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段院長,問我能不能去敦煌工作。”段文杰竟給他回信說,歡迎他去敦煌。

趙聲良告訴封面新聞,他很歡迎各地學習文保專業的學生來莫高窟,“(除了文保)計算機、數字化這些專業我們也都非常需要。”

但他同時也對准備報考文博專業的學生提出懇切的建議,“我也希望年輕人能做好充分准備,考古這個事情不是那麼輕鬆的,是很艱苦的。 ”

來了莫高窟就走不了了

趙聲良說,老一輩的莫高窟人犧牲非常大,“一個人犧牲了,家庭也犧牲了。”

1943年,常書鴻來到敦煌,准備籌建敦煌藝術研究院。彼時,39歲的常書鴻已是蜚聲國際的大畫家,是法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正值創作巔峰期,前途無限。而莫高窟當時是個連基本生活設施都不具備的荒漠,不僅如此,許多的洞窟還埋在黃沙之中。常書鴻不僅自己來了,還把夫人和孩子都帶到了敦煌。

他們就住在王道士曾經呆過的破廟裡,生活補給靠一輛牛車前往十幾公裡外的敦煌城購買,不夠的菜蔬就自己種植。飲用水就喝河水,冬天河水結冰,要砸冰燒化后才能取用,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1984年,我去也是喝那個水,喝了就拉肚子。天天拉肚子,兩個月就適應了,就成了莫高窟人了,不會拉肚子了。外地人喝了就拉肚子。”

1945年,常書鴻的夫人無法適應莫高窟的生活,離他而去。常書鴻不願離開,他讓13歲的女兒輟學,回莫高窟家裡管理內務。1946年,常書鴻來到四川招聘到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段文杰,孫儒僴和夫人李其瓊,還有史葦湘和他的夫人歐陽琳。結果,這些年輕人到了莫高窟,跟他們的老院長一樣,一待就是一輩子。因為莫高窟“真的是太美了“。

中國唐朝的藝術盡管輝煌,但大都毀於戰亂。直到上世紀30年代,很少有人見到過唐朝的真跡。莫高窟的橫空出世,震驚全世界,也讓備受西方藝術沖擊中國傳統繪畫界十分振奮。比如中國畫在寫實方面比較薄弱,但在莫高窟的壁畫中,卻有非常好的透視畫法,“歐洲透視在文藝復興之后才逐漸發展起來,到了13世紀14世紀,像達芬奇就是把透視法推到比較成熟的境地。但是中國在7世紀、8世紀,這個時候已經把繪畫的空間關系處理得非常好,接近於透視法。”

“中國唐朝曾經達到這樣一個高度境界,這對中國的畫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趙聲良曾經問過老一輩專家當時在莫高窟的生活情況,就是每天畫畫,白天在洞窟裡畫,晚上在房間裡畫,“他說那個時候也沒有覺得艱苦,每天都這麼過,挺好的。”

但他們的后代就沒那麼幸運了。留在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多半畢業自名牌大學,然而莫高窟卻難以給這些高材生的孩子提供優良的教育。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為了解決娃娃們的上學問題,自己搞了一個小學校,一個老師管著一到五年級所有的課程,“那輩人他們的子女基本上沒有考上大學。整個都犧牲了。”

“莫高精神不是一個口號,它是幾代人艱苦奮斗創業形成的這樣一種精神,是干出來的闖出來的。經過了70多年,敦煌研究院現在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不能忘記一代一代莫高窟人,他們舍小家為大家,扎根沙漠,艱苦創業。”

敦煌是世界的敦煌

敦煌是中國的,但敦煌學的研究中心一開始並不在中國。上世紀80年代初,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長一職的段文杰,提出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敦煌學術討論會。

這是改革開放的初期,百廢待興,做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並不是容易的事,當時“大家出差都很困難”。但第一次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非常成功,在全國引發巨大反響。同時,段文杰還創辦了《敦煌研究》。在創刊之初,段文杰就要求該刊物必須有院外專家,甚至國外專家的文章。在國內外交流剛剛恢復的時期,《敦煌研究》破除萬難邀請到日本、法國等地方的專家為刊物撰寫論文。

“這個時候段先生很了不起,他非常有眼光,看到了將來敦煌發展的傾向。所以他提出了很多想法,說這個敦煌學是一個國際性學科,我們現在國內發展的不夠,用外國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我們要奮起直追。”

在段文杰的推動下,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們在短時期內產出大量研究成果。如今《敦煌研究》已成為國際上最權威的敦煌學研究刊物。1987年,段文杰將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提高為國際性學術會。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舉辦國際性學術討論會。

為了培養人才,敦煌研究院和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建立長期聯系,並爭取到每年派遣兩個訪問學者前往日本學習的機會。如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李最雄,剛到莫高窟,就被派到了日本學習。他兩年就在東京藝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成為了中國第一個文物保護科技的博士,為敦煌研究院后來建立起成熟的文物保護機制,打下堅實的基礎。

“李最雄先生也培養了一批一批年輕人做文物保護,包括我們前任院長王旭東先生也是李最雄先生培養出來的。現在還有一個副院長蘇伯民也是跟隨李最雄先生做保護研究。現在我們的文物保護方面都是在李最雄先生大量努力下,分別讓他們不同專業,有的派到美國,有的派到日本學習學習不同的專業的保護技術,讓敦煌研究院保護方面達到了很高程度。”

2002年,在樊錦詩院長的推動下,《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正式開始實施,令莫高窟文物保護邁進法治時代。手其影響,各地紛紛出台針對文化遺址定保護法案。

“最近兩年總書記到很多地方視察,反復在強調保護第一,保護就是第一位的。保護不住將來怎麼辦法。這是非常重要的。”( 封面新聞記者 何晞宇)

(責編:羅彬月、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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