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呼吁建立“北京學”,新書《記憶北京》面世

陳平原:用想象和記憶重構古都

2020年07月10日09:21  來源:北京日報
 

  疫情期間,陳平原通過線上直播為學生上課。

  陳平原帶學生到景山公園游學考察。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最近推出了力作《記憶北京》,與此同時他的另外三本新書《想象都市》《當年游俠人》《學者的人間情懷》也一並面世。這些文字大多書寫於多年前,但從未過時,即便在今天讀來依然引人深思。

  其中,《記憶北京》一書收錄了陳平原關於北京的文化隨筆共計二十五篇。他身為嶺南人,卻是最早呼吁建立“北京學”的學者,並在北大開設“北京文化研究”專題課,主持相關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編“北京讀本”。他游走於書齋與社會關懷之間,以諸多實際行動為依托,試圖借由文人的情懷和底蘊、學者嚴謹扎實的治學功底,用想象和記憶的碎片來重構一個精神的古都。陳平原近日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披著借來的軍大衣初見北京

  記者:還記得您第一次來北京時的情形嗎?最初的印象對您后來對北京的密切關注和研究,有著怎樣的關系?

  陳平原:談第一次進京的感覺,十多年前我在文章中寫道:“時至今日,還是清楚地記得二十年前初春的那個清晨,大約是六點,天還沒亮,街燈昏黃,披著借來的軍大衣,步出火車站,見識我想念已久的北京。你問我第一印象是什麼,那就是空氣裡有一股很特別的味道。大約是凜冽的北風,干冷的空氣,家家戶戶煤爐的呼吸,熱騰騰的豆漿油條,再加上不時掠過的汽車尾氣,攪拌而成的。此后,也有過多次凌晨趕路的經驗,如果是冬天,深感北京破曉時分所蘊涵的力量、神秘與尊嚴。這種混合著肅穆、端庄、大度的‘北京氣象’,令人過目不忘。”這個最初印象與我日后的北京研究之間,如果說有關系,那也隻能用草蛇灰線來形容。

  為什麼是北京,對於很多人來說,其實不成問題。對我而言,住了這麼多年,有感情了,就好像生於斯長於斯,沒什麼道理好講。可以說,當初只是憑直覺,覺得這座城市值得留戀。久而久之,由喜歡而留意,由留意而品味,由茶余酒后的鑒賞而正兒八經地研究。

  記者:從初識北京,到深入北京的文化、文學肌理,再到提出“北京學”,並以大量的相關文章闡發自己對北京的深切思考,這一過程延續了多少年?與早年相比,您現今對北京的思考又有了哪些變化?

  陳平原:我1983年初第一次上京,次年9月到北京大學念博士,從此長為京兆人。十年后,對這座八百年古都略有感覺,於是在1994年9月16日《北京日報》上發表《“北京學”》。2001年秋季學期,我在北大為研究生開設一門選修課,名為“北京文化研究”。9月12日的“開場白”,后來整理成文,就是初刊《書城》2002年第3期的《“五方雜處”說北京》,那算是我第一篇比較像樣的談論北京的文章。2008年北京的三聯書店刊行隨筆集《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今年增訂重刊,改題《記憶北京》。二十年間,斷斷續續寫作,雖說略有思考,始終布不成陣,今年重刊,幸虧有《想象都市》一書相互扶持。

  記者:您曾說過,“北京熱”主要局限於旅游業和文學圈,學界對此不太關心?您認為如今這種狀況是否有改變?

  陳平原:那是我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感嘆,現在早不是那個樣子了。北大、人大、北師大、首都師大、北京聯合大學等都有關於“北京城市研究”或“首都發展戰略”的專門機構,兼及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學。最近十多年,各大學紛紛將服務國家發展戰略作為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而這方面,社會科學長袖善舞,人文學則捉襟見肘。比如談城市群、京津冀一體化、華北五省區合作,在經濟、能源、交通、科技創新等領域有很多話好說,很多事可做。這個時候,人文學者的思考及論述方式,就顯得有點玄虛了。

  北京研究別注重“都”淡化“城”

  記者:您曾經提出“北京學”,當時提出這個研究門類出於什麼考慮?在您看來,北京變化太快是否對北京學研究造成很大難度?

  陳平原:1994年刊發的《“北京學”》,那只是一則頗具預見性的短文,學術史溯源時常被提及,讓我很慚愧。城市研究是我的學術興趣之一,但不是主攻方向﹔況且,我關注的不僅僅是北京,還有西安、開封、廣州、香港等,以及一些中小城市改造方案。在《“五方雜處”說北京》中,我曾提及:“北京變化太快,曾經讓許多文化人夢魂縈繞的‘老北京’,很快就會從地平線上消失。與其日后整天泡圖書館、博物館閱讀相關圖像與文字,不如邀請年輕的朋友提前進入現場,獲得若干鮮活的感覺,即便日后不專門從事北京研究,起碼也保留一份溫馨的記憶。”

  確實有不少學生聽了我的話,有空就在北京城裡四處游逛,拍了不少照片,日后會有用的。關於“北京學”,我自認成果微少,值得一提的,除了指導學生撰寫十篇博士論文,還有五場學術會議與四輪專題課程,這方面,參見我2015年的《“北京研究”的可能性》。

  記者:您倡導更多人進入北京的專深研究,據我所知,北京還是有一些草根研究者在堅持做研究,對此,您怎麼看?

  陳平原:是否“專深研究”,與作者身份無關,屬於治學態度及寫作風格。不管是大學教授、報社記者還是企業家、公務員,能講好北京故事或推進北京研究,就是貢獻,就值得表彰,沒有殿堂與草根之分。民國年間熱心掌故及叢書編輯的瞿兌之、張次溪,以及一直大受歡迎、兼及掌故學與社會史的金受申、鄧雲鄉,還有前些年出版《城記》的新華社記者王軍,嚴格說來都不是專業研究者。書出版后,隻要讀者叫好,沒人計較作者的單位或職稱的。面對“北京”這麼個活色生香的龐然大物,隻要真喜歡,肯鑽研,有體會,能寫作,就能有好成果。二十年或五十年后,還不知道誰是主流呢。

  記者:如果讓您推薦北京研究的專業著作,您會推薦哪些?這些年是否有新的專著引發您的關注?您覺得北京研究要抓住哪些根本性的東西?

  陳平原:貫穿古今的十卷本《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編,中國書店,1994年)很有價值,但不太適合一般讀者﹔我更願意推薦若干專題著作,如侯仁之主編《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燕山出版社,2000年)、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三聯書店,2008年)、趙園《北京:城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董玥《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三聯書店,2014年)、季劍青《重寫舊京》(三聯書店,2017年)、歐陽哲生《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等。這個推薦書單,偏於人文,但兼及學術史。

  北京研究的根本性問題,在我看來,是否願意“自降身價”,將其納入“城市學”范疇很關鍵。有的學者為了凸顯“北京研究”的重要性,喜歡說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研究”,而是獨一無二的“首都研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的建設、運營及管理等,確實有其特殊性,但過分強調這一點,可能就忽略了城市功能,不能隻注重“都”而淡化了“城”。

  希望北大學子都游一遍京城

  記者:您一再說,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學及文化史料,對於今人馳騁想象是個絕好的寶庫,這些文學、史料對於您以想象和記憶的碎片來重構一個精神的古都是至關重要的吧,能簡略談談嗎?

  陳平原:大概是學文學的緣故,我始終主張城市研究不能“目中無人”。一大堆圖表和統計數字,很嚇人,可解剖完軀體,不等於就完全了解生命。解讀古老的教堂(宗教)、宮殿(政治)、城堡(軍事)、市場(經濟)、學校(文化),以及連接外部世界的港口與橋梁,確實能讓我們貼近歷史﹔可倘若沒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樣物是人非的淒婉故事,單是一堆石頭,無法激起讀者強烈的好奇心與想象力。也許是出於私心,我希望將建筑的空間想象、地理的歷史溯源,與文學創作或故事傳說結合起來,借以呈現更具靈性、更為錯綜復雜的城市景觀。

  記者:您一直呼喚用教育、學術、大眾傳媒甚至口頭演講等,盡可能留住城市的身影,保住記憶中的北京,您覺得這些年,我們方方面面的做法是否有所改善?

  陳平原:本周末(7月12日)我在首都圖書館有個演講,題為《看得見的風景與看不見的城市——關於城市化問題的若干思考》。類似的題目,兩年前我在《北京青年報》主辦的“青睞講堂”上講過。其實,我自己也不時借春游的名義,帶研究生踏勘北京城。我曾特別感嘆,很多在京讀書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對腳下這座城市沒有感情,也不屑於深入了解。

  大概十年前,我寫過一則短文,題為《宣南一日游》,結尾處:“可惜不是北大校長,否則,我會設計若干考察路線,要求所有北大學生,不管你學什麼專業,在學期間,至少必須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雙腳與雙眼,親近這座因歷史悠久而讓人肅然起敬、因華麗轉身而顯得分外妖嬈、也因堵車及空氣污染而使人郁悶的國際大都市。”

  因“生於非典,考於新冠”而落淚

  記者:很想知道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您的閱讀、思考有哪些新的感悟和收獲?

  陳平原:庚子年初,面對新冠疫情,大家都極為關注。可我閱讀學生的微信群及朋友圈,看到了太多擔心、惶惑乃至驚恐,又覺得有必要幫他們調整心境。2020年2月1日,我在自家師生的微信群裡貼出十七年前的舊文《生於憂患》(收入三聯版《記憶北京》),並寫下這麼一段話:“發去十七年前文章,供大家參閱。那時家住西三旗,北大封校但堅持上課,我戴著口罩,乘公交車到學校講課——按規定,課室前兩排不坐人。目前這個謠言滿天飛以及半隔離狀態,起碼還得持續二十天。各位關心國事,但不必整天看/傳小道消息,那樣會加劇郁悶的。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盡快平靜心情,該做什麼做什麼(比如讀書或撰寫博士論文)。吸取我們這一代教訓,或三月或兩年或十年,不斷激動、惶恐與埋怨,等到事情過去了,發現自己一事無成。”學生們看了很感動,轉到自己辦的“論文衡史”公眾號,24小時后,點擊量過兩萬,這對於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公眾號來說,是個奇跡。可那時絕對沒想到,疫情持續時間會這麼長,對世界影響這麼大,甚至很可能改變歷史進程。

  具體到每個人,年長的與年幼的,富裕的與貧窮的,企業家與公務員,受疫情影響很不一樣。全國高考日那天,朋友圈裡轉不知出自何方的橫幅,上面寫著“生於非典,考於新冠,天降大任,注定不凡”,看得我熱淚盈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也都有自己的突圍之道,作為經歷萬千坎坷的長輩,我對年青一代不敢輕言教誨,隻有深深的祝福。(路艷霞)

(責編:羅彬月、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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