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瘟疫啟示錄

霍亂:不該被遺忘的老瘟疫

2020年06月19日11:11  來源:科技日報
 

許多人經由《霍亂時期的愛情》知道霍亂這一可怕傳染病。

書評人說,愛情和霍亂一樣,迅速擴散,持久蔓延,難以治愈。不管人們是什麼膚色、何種出身,霍亂突然蔓延開來,奪走的生命難以計數。

它是人類傳染病的兩個“終極大魔頭”——甲類傳染病之一。另一個是鼠疫。

迄今,霍亂一共出現過7次全球大流行,被稱為“曾摧毀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

如今,世界正在遭遇始於1961年的第7次霍亂大流行,每年有300萬至500萬例感染。

盛行多年的“瘴氣論”

很長時間內,人們搞不清楚霍亂是種什麼病。

一開始,部分印度人突然出現沒完沒了的腹瀉症狀,吃什麼藥都治不好。更可怕的是,人們發現類似症狀會出現在與病人密切接觸的人身上。隨著患病人群越來越多,人們開始意識到,這或是一種嚴重傳染病。

染病的人會出現驚人腹瀉,嚴重脫水,並附帶大量鈉離子和電解質流失。劇烈的惡心和嘔吐,又讓患者飲水極為困難,而脫水還會引發四肢痙攣和劇痛。

19世紀以前,由於地理環境封閉、陸路不暢等原因,霍亂長期以來只是恆河三角洲一帶的地方性疾病。直到殖民主義和世界貿易的興起,致命病菌流竄出印度,引起了第一次無可避免的大流行。

1817年,恆河洪水泛濫,霍亂在恆河下游地區迅速流行開來,后來波及整個印度大陸,又傳播到曼谷、泰國和菲律賓等地,1821年傳入我國東南沿海,肆虐整個亞洲地區。

這是有記載的世界范圍內第一次霍亂大流行。

此后20年不到,霍亂就成了“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紀世界病”。到1923年的百余年間,6次霍亂大流行,造成的損失難以計算。

霍亂之所以一次次卷土重來,與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未能摸清其成因與傳播路徑有關。

一直到19世紀,歐洲人面對未知的疾病,就其“傳染性”發生爭論,當時的主流觀點是“瘴氣論”,認為霍亂是經空氣傳播的。“瘴氣論”有著2000多年的歷史,從公元前3世紀的古希臘開始,人們就知道空氣會傳播病毒,有些臭氣味能致人死亡。

當時的歐洲人民普遍支持“瘴氣論”。

以英國為例,支持這個觀點的人除了主流醫學界之外,還包括《柳葉刀》編輯、現代護理學奠基人南丁格爾以及維多利亞女王等。

盡管那時牛頓的力學理論已成為大眾的科學啟蒙,但在對醫學、生理學的認知方面,19世紀中期還是蒙昧的年代。

無知和霍亂同樣可怕。

斯諾醫生的“死亡地圖”

看清霍亂面目的希望首先來自一名英國醫生——“神探”約翰·斯諾。

1854年,英國倫敦再一次出現了霍亂大暴發,富人們爭先恐后逃離倫敦,窮人隻能在絕望中祈禱。

斯諾對“瘴氣論”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霍亂應該是通過被污染的水傳播的。他的這個想法源於一個朴素的判斷——如果霍亂是通過空氣傳染的,那麼發病的部位應該是肺部而不是腸道。

為追查疫情,斯諾開始記錄每天的死亡人數和病患人數,並且將死亡患者的地址一一標注在地圖上。經過分析他發現,所有的死亡案例都發生在一個叫寬街的地方。

令他困惑的是,附近的感化院和啤酒廠像是被施了魔法,幾乎沒有人死亡。於是斯諾走訪了當地的每一戶人家,最終將“凶手”鎖定在寬街的一口公用水井。

后來,他得知感化院和啤酒廠均有自己獨立的水井,而且啤酒廠的工人平常隻喝啤酒不喝水,所以該廠沒有人感染霍亂。為進一步証實自己的推斷,斯諾繼續跟進地圖中沒有生活在寬街水井附近的死亡案例,發現大部分死者都是常年飲用寬街水的人。

至此,所有的謎團都解開了,真正傳播霍亂的介質是水。斯諾將結論上報倫敦政府,政府聽取其建議封了水井,發病人數大幅減少。

斯諾用實地調查和嚴密推理,開啟了醫學史上“流行病學”的先河。如今,醫學地理學和傳染學將繪制地圖作為一種基本的研究方法,也與斯諾有很大關系。

但由於當時“瘴氣論”過於根深蒂固,而斯諾也沒有發現更直接的証據,因此他的理論依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並不被主流醫學界和公眾接受。

事實上,當斯諾在倫敦分析他的數據時,意大利解剖學家菲利波·帕齊尼首次發現了霍亂弧菌,但由於“瘴氣論”在意大利同樣盛行,帕齊尼的發現亦未受關注。

科赫的“逗號”

對疾病的認識是在懷疑與証實中深入的。

18年后,病原細菌學奠基人、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遭遇了和斯諾同樣的命運。被歷史銘記的“首次從糞便中分離出霍亂弧菌,找出霍亂元凶”的偉績,在當時也面對不同聲音。

1883年6月,第5次世界性霍亂襲擊埃及,埃及政府向在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研究方面佔世界領先地位的法國和德國求救,兩國立即派了醫療組。

德國醫療組由科赫領導。在希臘的醫院,科赫的醫療組對12名霍亂病人和10名死者進行了細菌學研究,發現死者的腸黏膜上有一種特別的細菌。此前一年,科赫也曾從印度寄給他的部分霍亂死者的腸中觀察到大量細菌。

他想,也許這正是與霍亂有關的病菌,只是無法驗証,因為不能拿人的生命冒險做實驗。不久,埃及霍亂慢慢平息,科赫帶領小組轉移到霍亂仍在流行的加爾各答。

在那裡,科赫研究了土質、水、空氣、流行區的環境和居民的特性等問題,並且進行細菌培植。1884年1月,他宣稱,杆菌的純培養成功,並且尸檢中發現的細菌與在埃及見到的一樣,但在健康人身上卻總是找不到。

隨后,科赫正式報告稱,這種杆菌不像別的杆菌那麼長直,它“有點兒彎曲,有如一個逗號”,在潮濕臟污的亞麻布上或濕潤的土壤中繁殖,對干燥和弱酸溶液非常敏感。

科赫小組在霍亂流行區共研究了40名霍亂病人,並對52名患霍亂的死者進行了尸體解剖,得出結論:“沒有一個健康的人會染上霍亂,除非他吞下了霍亂弧菌。”

但部分人對此不屑一顧。1884年6月,英國特地組織了一個小組,前往加爾各答檢驗科赫的“發現”,回來后寫出的報告直截了當地否定了科赫的論斷。

為了否定被他嘲笑為“熱情獵取逗號”的科赫之理論,德國衛生學家佩藤科弗甚至在自己身上做了一次危及生命的實驗,以身試菌。

佩藤科弗確實並沒有因此染上霍亂。他只是在實驗后的第三天患了腸黏膜炎。但他不知道的是,之所以沒有患上嚴重的霍亂,是因為在他向科赫索取霍亂培養物時,科赫猜到其用意,有意把經過多次稀釋、毒性已衰弱到極點的霍亂培養物給了他。

佩藤科弗只是“以身試菌”的代表。曾有醫學史家做過統計,用霍亂培養物做自體試驗的,僅有記錄的就有40人之多。這些實驗極大地推動了對霍亂的研究。

清潔水源和疫苗助力抗衡霍亂

斯諾和科赫等人的努力,開啟了科學對抗霍亂的歷程。

發端於斯諾“死亡地圖”的流行病學成為日后預防醫學的基礎,而從疫情中誕生的公共衛生理念和由此引發的公共衛生運動,推動著歐洲乃至世界公共衛生現代化的步伐。

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愛國衛生運動,改水改廁等一系列綜合措施,在很短時間內就使曾長期在我國流行的古典型霍亂絕跡。

20世紀60年代初,第7次霍亂大流行傳入我國后,我國加強了防疫專業隊伍和監測系統的建設。針對霍亂的發生和流行,黨中央和國務院多次明確指示。國務院曾為此專門召開過會議,並於1981年以國務院名義下發文件,明確提出“標本兼治,治本為主”的防治霍亂的對策原則,各地採取有力措施,加強對霍亂疫情和疫源地的監測和防治工作。21世紀以來,中國的霍亂疫情已經非常少見。

與此同時,霍亂弧菌的成功分離開啟了疫苗研發的可能。1885年,西班牙的佛瑞將霍亂菌肉汁培養物注射到人體,成為人體注射疫苗的開始。1896年,德國的考來將霍亂弧菌加熱殺死后制成菌苗,並在1902年日本霍亂大流行時使用,獲得成功。

之后俄國人哈夫克伊納開始在印度進行霍亂疫苗臨床試驗,20世紀20年代,印度進行了大規模臨床試驗,此后的幾年中,接種人數高達300萬。

2004年,中國研制的新型口服霍亂疫苗上市,大幅降低了成本和副作用,並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用藥,已經在非洲等貧困地區推廣。

近年來,非洲各地暴發的一連串霍亂疫情促使當地開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霍亂疫苗接種運動,非洲大陸共有200多萬人接受了口服霍亂疫苗。

目前,口服補液、靜脈輸液和抗生素的治療體系已經能有效醫治霍亂病患,死亡率可控制在1%以下。歷史上最恐怖傳染病的魅影,漸漸從生活中隱去,但人類為此所做的科研努力不應該被遺忘。( 本報記者 操秀英)

(責編:羅彬月、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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