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植物分類學七十載,94歲仍伏案辦公,王文採——

他為中國植物建檔案(自然之子)

吳月輝

2020年06月16日09:17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圖①②:王文採研究的標本。本報記者 張文豪攝

  核心閱讀

  走遍祖國大江南北採集標本,94歲依舊堅持每周兩次乘班車去上班,右眼失明的10多年間仍出版多本著作、完成幾十篇論文……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文採傾注畢生心血,為中國植物建檔案。

  70個春夏秋冬,走遍大江南北,哪怕是在最危險的境地、最困難的時候,他也從未放棄。

  人物小傳

  王文採,1926年生,山東掖縣人。1949年大學畢業,1950年調入中國科學院。

  王文採一直從事植物分類學、植物系統學和植物地理學研究,曾參加《中國高等植物圖鑒》和《中國植物志》的編著,兩次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見到王文採院士(見圖,本報記者張文豪攝),是在他位於北京中關村的家中。盡管早已沒有了科研任務,但94歲高齡的他仍然堅持每周兩天去北京西郊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他喜愛的植物標本。談及傾注自己畢生心血的植物分類學,老人神採奕奕。

  “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幫我編一本《中國植物圖鑒》怎麼樣?”

  “那是1949年初冬,胡先生把我找了過去,說:‘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幫我編一本《中國植物圖鑒》怎麼樣?’我聽后特別高興,一口答應下來。”與胡先骕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王文採至今歷歷在目。

  王文採結緣植物分類學,和兩個人有關:一個是林镕,另一個便是胡先骕。

  大三時,王文採就讀的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開設了植物分類學課程,授課的是當時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林镕。

  王文採清晰地記得: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帶全班學生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採集標本,“林老師隨手採起植物,就能立即講出其所代表的科屬特性和花的構造。我當時好佩服他,什麼植物都認識”。此后,王文採常常在假期跑到郊外去採集植物標本,有時候和同學一起,有時候獨自前往。回來后,自己動手解剖花並繪圖。

  如果說林镕把王文採領進了植物分類學的大門,那麼胡先骕則真正將他引向了植物分類學研究之路。王文採大學畢業后,留在了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擔任動物分類學、生物技術和普通生物學三門課程的助教。1948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胡先骕開始在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兼任教授。這便成了胡先骕找到年輕的王文採,尋求編輯《中國植物圖鑒》的由來。

  在胡先骕極力推薦下,王文採從北平師范大學調到中國科學院,開始了植物分類學的研究生涯。

  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研究,始於上世紀20年代。百年來,我國植物分類學家們取得了多項重要成果,歷經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國植物志》,具有科普及研究價值的工具書《中國高等植物圖鑒》,都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而在這兩項工作中,王文採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

  “搞分類,採集標本是第一步。”王文採說,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離不開兩個基本條件——標本和文獻。

  王文採介紹,我國植物種類豐富,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外國人就開始到中國來採集標本,先后來了200多人,採集到了大量珍貴標本。可惜,那時我國的植物分類學研究還沒有起步。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后,王文採一直致力於野外考察工作,先后深入廣西、雲南、四川、湖南等地,到過許多人跡罕至的地方採集標本。

  野外考察很多時候是非常危險的。1958年11月,在雲南勐臘熱帶雨林考察時,王文採得了惡性瘧疾,忍痛返回昆明,住進了醫院。到12月,他的病勢越發嚴重,連續多日高燒不退,吃藥也不見效。在這危急時刻,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主動為王文採獻血1600毫升。

  “血輸到我體內后,體溫才逐漸降下來,也把我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王文採說,“盡管採集標本會遇到各種危險,但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

  從1950年春開始野外調查,王文採和同事們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採集到了大量的植物標本,獲得了豐富的一手研究資料。“現在我們植物所的標本館是中國最大也是亞洲最大的,但標本數量與幾個世界著名植物標本館的差距還是很大,隻能研究中國的植物區系,世界的植物區系還是沒法研究。”這一直讓王文採覺得有些遺憾。

  “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植物的文稿寫完”

  進入王文採的辦公室,很多人都會驚訝於它的簡陋:15平方米左右,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一個書架,還有一張小沙發,此外再無任何擺設。60余年,春夏秋冬,王文採在這裡默默耕耘,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

  1965年初,植物所抽出10個人,由王文採負責,脫產編寫《中國高等植物圖鑒》。一年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編完了,可是由於一些歷史原因,后面幾卷的編寫工作被迫停止。

  “那時候,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都下放到湖南去了,隻能我自己做校對。出版社的工廠當時在北京通縣,我在那裡一待就是半年。”王文採回憶,那是自己最累的一段時間,校稿的工作量非常大,兩冊書共2000多頁,而且圖文要一一對應,不能出現偏差,特別費時費力費眼睛。在王文採的堅持和努力下,校對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他也終於等到了《中國高等植物圖鑒》恢復編寫的那一天。

  “為什麼歐洲有那麼多志書?就是因為他們200多年來一版一版地修訂,一次比一次進步。而我們現在,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還有大量工作要深入去做。”如今,已過鮐背之年的王文採依然在堅持工作,最近剛剛完成毛茛科銀蓮花屬種類的補錄,“《中國植物志》裡是50多種,我現在補充到83種。”

  多年伏案研究植物標本、畫圖,給王文採的視力帶來了很大損傷。去年元宵節過后,他一進辦公室就對助手說:“我啊,眼睛近期不太管用了,這可有點糟糕了。”助手一聽很著急,趕緊開車帶他去醫院檢查。那天,助手才得知,這次要看的是左眼,老人的右眼10年前就已經失明了。助手淚流滿面,他隻知道:這10年間,老師在實驗室裡看顯微鏡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完成了幾十篇論文、多次為他人作品寫序,卻不知道,他是用一隻眼睛完成的。

  回去的路上,助手一語不發,默默開車。王文採在后面坐著念叨:“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植物的文稿寫完,后面的事情,就得麻煩你們了。”

  雖已著作等身,王文採仍然很謙遜,並時刻自省。“我國植物分類學研究起步較晚,還有很多欠缺。”王文採說,希望年輕人能持續接力,為國家的植物分類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責編:羅彬月、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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