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疫史志 文藝繁興啟示錄

從醫學史到哲思錄 疫疾是如何被書寫的

2020年03月04日11:24  來源:封面新聞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瘟疫幾乎是從先民最開始在地球上生存,就開始如影隨形了。翻閱中外古代典籍,關於瘟疫的記載不勝枚舉。在我國,兩千年多前的《說文解字》裡就已收錄了“疫”字,意“民皆疾也”﹔《后漢書·劉玄傳》中記載“新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過半”﹔《舊唐書·五行志》:“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數”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瘟疫來臨時人們“像羊群一樣死亡著”。《聖經》中“瘟疫”一詞的出現次數高達68處……可以說,人類的歷史,也是一部與瘟疫或疫病的纏斗肉搏史。

處理瘟疫的經驗也促進了醫學科學的發展。但疫病不只是醫學問題,還是文化和社會議題。疫病能影響歷史走向、不容忽視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與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使得雅典突然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變了地中海世界的歷史走向﹔不隻如此,作為人類的勁敵,它傷害人體,戕害精神和心靈,還會帶來心理、倫理、哲學議題。

經受瘟疫之災的人們,應該持有怎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或者適宜的?災難見証是災難幸存者的一種道德責任嗎?從疫病發端、來襲到消失,人們從中該學到哪些教訓?疫情之后,除了醫學技術專著之外,關於疫病的歷史、文學、哲學類卓越作品也層出不窮。

比如每次人類面對大規模傳染性疾病和重大災變時,最常閱讀和引用的書籍就是《鼠疫》。法國哲學家加繆用寓言的方式描寫了一場虛構的鼠疫,其驚人的准確性完全可以讓人把它當作紀實作品來讀。對疫病的每一次書寫,都是一次知識的傳承,記憶的強化:汲取教訓,吃塹長智。正如加繆在《鼠疫》中寫道,“一個人能在鼠疫中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病臨城下的荒誕與剛健

在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1946年完成的小說《鼠疫》中,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打破了阿赫蘭城的平靜。人們陷入恐懼和慌亂中,想著各種各樣的辦法尋求拯救,醫院的薄荷糖被搶購一空……有人掩耳盜鈴的片面樂觀,有人杞人憂天的極度悲觀。

貝爾納·裡厄是一名醫生。作為主力醫護人員,他幾乎晝夜不停地忙碌著,恪守醫生的職業操守。在他看來,醫護人員最重要的是把本位的工作做好,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在保持關注的同時,重要的是做好自我防護,同時對疫情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請,然后驅除無用的疑慮,採取適當的措施。

人們的心態由僥幸轉為恐慌,又由恐慌轉為漸漸適應,鼠疫本身終於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整個城市如同放了長假,日常工作停止,人們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祈求自己平安度過難關,等待鼠疫出現平息的跡象……正如它的突如其來,鼠疫終於在某一天悄無聲息地結束了。阿赫蘭城的城門打開了,人們重獲新生。

但裡厄醫生在默默思考:瘟疫將人們玩弄一番之后突然撤離,人們是應該高興,但人類的荒謬處境改變了嗎?加繆通過小說中的人物發出他的哲學式警告:“人人身上都潛伏著鼠疫,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能完全免受其害,鼠疫杆菌不會滅亡也不會永遠消失,它可以沉睡幾十年,也許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類的苦難。”

反法西斯侵略是加繆寫作該書時的主要意圖,但《鼠疫》像長了翅膀似的超越了作者特定的時代隱喻。其中關於人在極端、失序、近乎荒誕的狀況下該如何作出選擇,人性的軟弱與堅強,拷問著每個時代讀到它的人。

尤其是加繆作為哲學家對疫病與人的深刻反思,其敲響的世紀警鐘,一直在書頁中響起。裡厄醫生深知醫學的力量有限,但他仍盡醫生的本分,忠於職守,醫治病人,其堅韌、其無畏猶如西西弗推石上山。而當人們被他的獻身精神感動,他說,“這一切不是為了搞英雄主義。”除了剛韌謙虛的態度一直給讀者強大的心靈能量注入之外,“同鼠疫作斗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更是回蕩在歷史的長廊裡,回蕩在一代代讀者的心中。

黑格爾也發出他對人類犀利的批判: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從不從歷史學到教訓。如果想要打破這個咒語,隻能靠人類的反思和覺醒。這或許也是哲學作品《鼠疫》經久不衰的真正原因。

災難見証的個人責任

1665年的倫敦,被一場大瘟疫突襲。瘟疫先是從荷蘭被帶過來,夾在貨物當中,在德魯裡胡同的一座房子裡爆發,隨后不可遏止地蔓延開來。這場瘟疫奪取了約8萬人的生命,相當於當時倫敦人口的五分之一。

關於這場大瘟疫的記錄,最讓讀者印象深刻的來自一本小說。這就是寫過《魯濱遜漂流記》的英國小說家丹尼爾·笛福的《瘟疫年紀事》(也被翻譯為《倫敦大瘟疫親歷記》)。

笛福將主人公設置為一個名叫H.F.的倫敦鞍具商,獨自留在瘟疫蔓延的城市。耳聞目睹各種慘淡景象的他,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書中的描寫相當詳盡,簡直像是關於那個“大疫年”的一部百科全書,以至於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笛福經歷了那場災難。

實際上,倫敦爆發瘟疫那年,笛福隻有5歲。他將自己精心搜集而來的材料,用文學的方式呈現,起到了比很多史料記錄更撼動人心的效果。笛福說他是要“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這種將虛構與事實進行攪合寫作的夸張藝術,被拉美文學大師加西亞·馬爾克斯繼承下來,寫出了《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

笛福通過他的代理敘述人告訴人們,“災難的見証者,是有責任去揭示災難對人性的摧殘和扭曲作用的,因為這才是災難所能造成的最大災難。但是,見証者也需要讓人保持活下去的信念,不是苟活的信念,而是要盡可能有意義、有良知地活下去。”

與疫病交戰的成與惑

在很長時間裡,在與疫病搏斗的戰場上,人類傷亡慘重,難免畏懼。但卻從未真正退縮。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倫敦,每隔個四五年,就要爆發一次霍亂,每次爆發都要奪走倫敦上萬條生命,進而波及到整個英國。一位醫生和一位牧師,曾經通過繪制成一份特別的地圖,推動了整個倫敦城市下水道公共設施大進展,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讓后人得益。美國學者史蒂夫.約翰遜在他的非虛構作品《死亡地圖》中,對此有詳盡的闡述。

隨著近代科學的興起,人類勝果擴大。一線戰斗的醫生和科學家們故事,也成為被書寫的重要對象。在美國作家約翰·M·巴裡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中,我們看到保羅·劉易斯這樣的一個個為醫學研究付出青春、血汗甚至生命的科學家們,不惜燃燒生命來點亮知識的明燈,抵擋病魔前進的腳步。從流感爆發中獲取的科學知識,大大推動了醫學發展。

斗爭的主動權,然而,隔三差五曝出的“問題疫苗”又令人揪心。美國女作家尤拉·比斯由於擔心孩子的健康,開始了一場針對“免疫”的細致調研。最終她《免疫》裡寫到,現代社會中人們對疫苗的種種焦慮,來自人類面對永恆的不可知與不斷變化的外部世界的一種無力感。最終她將之歸結為:選擇。“在我們每個人都相互聯系在一起的這個時代中,人們應當如何動用理性的力量去思考各種重要問題,如何去除偏見,如何接近真實,如何判斷,如何抉擇。”畢竟,在當今世界,每個人的身體和命運都與世界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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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羅彬月、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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