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開生面各鮮新

——借鏡於新詩史的“新時代詩歌再出發”斷想

2019年06月19日09:09  來源:光明日報
 

在所有文學門類裡,詩歌是最能得風氣之先、與時代精神聯系最緊密的體裁。更遠的且不論,從晚清以“詩界革命”為名的舊體詩改良,到新文化運動時興起的白話新詩,這一百余年間,中國詩歌始終與時代進行著富有張力的對話,時刻處於一種“出發”的狀態。所以,如今來討論“新時代詩歌再出發”的話題,或許有兩個背景值得重提。

第一,對於新詩而言,“趨新”就是一份與生俱來的使命,無論是詩體的自我建設與完善,還是和時代之間發生的種種互動,都在驗証著這一點。借用馮雷、張桃洲兩位學者的說法,無論是“一百年前人們對於未來詩歌的想象各不相同”,還是“更合理的或許應是把‘新詩’當成一個動賓短語”而非名詞概念,都指向了這樣的事實:新詩自百余年前誕生起,就被嵌入了一種朝各式的可能性敞開而又隨時准備自我刷新的“內驅力”。這種“內驅力”的作用至今依然足夠強大,豐沛到能時刻為它的“再出發”提供新的動能和勢能。

第二,這一百年來,從“救亡”與“啟蒙”,到“改革”與“復興”,中國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進程中。在這一百年裡,無數先賢為中國詩歌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內容、方法和表達向度,一直在努力回應時代精神和境況。譬如郭沫若在《筆立山頭展望》裡,便熱情期許“近代文明”的到來——以“大都會底脈搏”和“黑色的牡丹”般的大煙筒作為象征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時代,正是當時中國亟須擁抱的時代。譬如胡風的《歡樂頌》開頭,“時間開始了——”,可謂隱喻新中國開國盛況的絕唱。

中國詩歌在這一百年裡,穿越了復雜而又飽含豐富性的20世紀,歷經寫實主義、唯美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朦朧詩”、“第三代”、“九十年代”與開放多元的新世紀等不同階段、潮流或語境,駛入了“期頤”之后的第二個百年。它的作者們,曾一一從“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從胡同公寓、咖啡館或亭子間邁向大后方、解放區或抗戰前線,又熱情擁抱、投身於一個又一個新的時代到來。

在中國新詩邁入第二個百年的特殊節點,回顧新詩史上這些大脈絡與小細節,或許能再次提醒它的作者與讀者們注意,中國詩歌的這一百年,正是始終處於時代潮頭的一百年,是一直在變、趨向自新而又銜接時代精神的一百年。當它步入新時代,這種內嵌之力是否豐沛如昔?就如鐵凝所稱,“一個深刻變化的偉大時代必然需要新的、與之相匹配相適應的文學和藝術表達”,承擔起與時代“相匹配相適應的文學和藝術表達”角色。

其實,無論是從修辭或寫作技法的角度,還是從題材的開闊程度與對此進行挖掘的深度層面,中國詩歌在這一百年裡,都可謂無愧於它所處時代的每時每刻。正是與時代狀況的聯結,使新詩這種年輕詩體迅速成長、壯大,逐漸呈現出階段性的大成之勢。就脈絡上來說,發展到今天的中國詩歌,更遠的依憑(譬如古典文學的滋養和西方文學的參照)暫且不論,隻觀察新詩史的內部,就能發現它間接地接受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精神遺產——一種飽含“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的時代體認,穿過“時間與旗”的歷史情境,復又在新時期文學的廣闊圖景中,重啟“為美而想”的詩之本分。及至完成對九十年代的涉渡,“解釋斯芬克斯”般的專注於自我的詩學,又迎來了千禧年與一個全新的世紀。

在新世紀近20年的詩歌場域中,隨著新格局的形成,以及互聯網的影響,一幅更廣闊的時代圖景朝向中國詩歌展開。這二十年間,它所面臨的命題大概有這樣一些:當代詩歌與古典傳統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應進行怎樣的互動?如何做到深刻而有效地在寫作中“及物”——介入與影響時代的重大事件與民生現實?通過詩人的個體創作、批評家的闡發研究、選本的流通、詩集的出版、詩歌教育的推廣等系列手段,如何在大眾傳播層面獲得更多普通讀者的理解與更廣泛的閱讀?是否足以召喚出一種更為集中地體現時代精神的史詩式作品?二十年間中國詩歌的創作、批評、研究、教育與傳播,已經觸及並在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只是這種“觸及”和“解決”能達到怎樣的深度,和我們所處的深刻變化的偉大時代有哪些創造性的適配,或許有待時間來解答。

早在20世紀40年代,曾為中國新詩開拓境界的聞一多寫下《新詩的前途》一文,直指詩歌與時代精神的關聯。他說:“每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主潮,小的波瀾總得跟著主潮的方向推進……”他還說:“詩這東西的長處就在它有無限制的彈性,變得出無窮的花樣,裝得進無限的內容。隻有固執與狹隘才是詩的致命傷,縱沒有時代的威脅,它也難立足。”這些言論對於我們思考詩歌與新的時代精神的關系,或許能提供有益的參考。

落實到每一位詩人的寫作,這個時代也要求大家能在自己的勞作中,擔負起處理與本時代關系的重大命題。比聞一多發表《新詩的前途》更早幾年,吳興華以“欽江”的署名發表長文《現在的新詩》寫道:“我們現在寫詩並不是個人娛樂的事,而是將來整個一個傳統的奠基石。我們的筆不留神出越了一點軌道,將來整個中國詩的方向或許會因之而有所改變。”吳興華昔日所言的“將來”正是我們的現在,先賢勞作的產物已積澱成如今思考中國詩歌再出發的一大背景﹔他的這番言論,固然主要針對新詩的技藝、意識與方法的層面,但“並不是娛樂的事情,而是……一個傳統的奠基石”這樣的說法,何嘗不能為如今所借鏡,用來當成當代創作者的自我勸誡和自我勉勵的言辭呢?畢竟,如何走出當代流行的自娛式寫作,如何將自身與時代宏闊的背景與深遠的未來相勾連,確是中國當代詩歌創作的“真問題”。

語言學家張滌華在青年時代作的《游仙詩》第二首寫道:“化工造物妙如神,豈隻坤輿獨有人。奇境萬千誰遍歷,別開生面各鮮新。”時代是“化工造物”一般的神奇存在,新詩在一個世紀裡遍歷“奇境萬千”而已步入第二個百年,五四運動已迎來它的百歲之期,我們討論並期待新時代的詩人能夠“重新上路”,不斷激活新詩的“內驅力”,持詩筆耕耘詩國,“別開生面各鮮新”,或許本身就是一樁富有詩意的大事件。(作者:朱欽運,系詩人、青年學者)

(責編:陳晶晶、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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