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帝和明太祖為什麼要殺功臣?

2016年08月23日09:14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為什麼殺人、殺人解決什麼問題,吾人或可從容作答。但是,殺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慮有得,試為進一解,其詞曰:在君主制下,特別是在開國之君出身平民,全無體制慣性思維亦不借舊體制絲毫助力,一心隻要推倒舊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況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決於殺人者之品性,而是環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這是人的天性。

本文原載於《被利益集團拖垮的王朝》,王家聲等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文章原標題為“功臣是用來殺的”

漢高帝和明太祖,是國史上出身平民而貴為天子的“絕代雙驕”,兩人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則是對功臣痛下殺手。漢高帝殺韓信,殺彭越,殺黥布,囚樊噲,走盧綰,將漢初分封的異姓王趕盡殺絕——僅余偏處一隅的長沙王吳芮能夠善終。這是漢代屠戮功臣的大概,不贅言﹔唯要說明一點,那就是被殺被逐諸人都有點冤。

將明與漢試作比較,有兩點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殺規模,遠邁漢代﹔二是朱元璋的殺人手段,遠較劉邦高明。然而,規模大手段高,只是事情的表象。為什麼要殺人?殺人能解決什麼問題?是不是非殺人不可?隻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明白屠殺功臣到底具有何種意義,才能從籠罩著殺氣的“相斫書”中發現傳統政治的真相。不能離事而言理,先簡略介紹有關的史事。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宰相協助皇帝處置國事。各個時期,宰相的名稱或不相同,人數或不固定,職權也有變化,然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作為對君權的制衡力量,宰相制無疑是傳統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開國初期,殘破之余,萬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視。朱元璋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剛稱號為“吳王”的時候,便設立了左、右相國。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看來,朱元璋對宰相制度並無成見,樂以沿用。

但是,惟庸這個人或許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據《明史》本傳,惟庸於官吏之“生殺黜陟”,有時“不奏徑行”﹔這是專擅行政、司法之權,也許有點過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統領,偶有過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錯。讓元璋惱火的,則是他隱瞞不利於己的報告,不讓皇帝看到﹔至於收受賄賂,提拔私人,與此相較還算小過。惟庸終至乎惹上殺身之禍,則因他與仕途受挫的陸仲亨、費聚等人深相結納,聳使李善長、陳寧、毛驤、李存義、林賢、涂節等文官武將,在國內組成反帝集團,對外則聯絡蒙古、日本,意圖不軌﹔孰料明太祖“天縱英明”,洞燭其奸,乃先發制人,將“胡黨”一網打盡。因牽及此案被殺者共計三萬余人,其中,封侯者二十余人,五品以上大員不勝其數,為兩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見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敘“胡惟庸案”。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無疑。劉基(伯溫)暴斃於洪武八年,《明史》說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誅已在四年之后。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說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權始於洪武六年(右相汪廣洋被黜,惟庸成為“獨相”),至其被誅則已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說元璋不知惟庸是個“奸臣”,難以置信。因為,朱元璋不可能花20年的時間才認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則,元璋哪有資格開創一個時代?那麼,此處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於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獄,罪名並不是謀反,而是因為刑事案件(怒殺家仆)和行政上的誤(將罪婦分配給文臣為妾)。蹊蹺的是,入獄后,突然有人出來指控他謀反,惟庸遂以此論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頭,也還是“反狀猶未盡露”。要等到10年之后,因審訊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獲,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謀”,才開始執行連帶的清洗。試問,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辦得太具戲劇色彩了?莫非現實中的帝王將相,真跟戲台上的生旦淨丑一樣,唱的是“同一首歌”?

(責編:朱曉慧、陳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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